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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導高校貧困學生心理成長

來源:心理研究 作者:馮縉 黃希庭
發布于:2021-03-25 共9109字

  摘要:針對近年來社會關注的“寒門學子”的成長問題, 對以往貧困大學生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 提出需要關愛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對貧困大學生矛盾心理進行分析, 得出他們存在渴求自立自強與內心自卑的矛盾、崇尚精神價值與追求物質價值的矛盾、堅持高目標與得過且過矛盾。根據關愛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的實質, 以及貧困大學生矛盾心理特點, 提出了引導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的原則、途徑與方法。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 心理扶貧; 心理特點; 心理輔導;

  Poor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guidance to them

  FENG Jin HUANG Xit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Center,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For the social concer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y in recent years, we generalized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 forward the necessity to take care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growth. After analyzing poor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 concluded three kinds of psych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r conflicts, which wer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elf-supporting and self-abasement, the conflict of pursuing spiritual value or material value, and the conflict of maintaining high aim or muddling along. According to the poor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uiding principles, ways and methods to them were put forward.

  1 前言

  “寒門學子”的發展是近年來社會關注的話題。有不少學者和社會人士關心“寒門再難出貴子”的問題, 而該問題背后隱含著對社會階層流動逐漸僵化, 社會不平等問題逐漸擴大的擔憂, 這涉及到世代貧困問題, 即家庭中連續三代或三代以上均為貧困, 其貧困至少涉及三代人的代際傳遞。有研究者指出, 教育是打破世代貧困, 即貧困的代際傳遞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Najman, Bor, Ahmadabadi, eal., 2018) 。

  最近, 國家提出“教育扶貧”戰略, 即通過給貧困地區及貧困家庭學子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機會與資源, 切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為實現共同富裕服務。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做好2018年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工作的通知》要求, 加大對貧困家庭學生的政策傾斜, 達到有關高校投檔要求的建檔立卡貧困家庭考生, 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關于大學教育回報率的研究發現, 在美國, 1999年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終身收入要比一個高中畢業生高75%, 到了2009年, 擴大為84% (Carvenale, Rose, &Cheah, 2011) ;在我國, 王小軍等人利用三輪中國家庭收入調查 (CHIP) 數據發現, 大學的累計回報率從1988年的24.4%增長到1995年的42%, 到2002年達到165.1% (Wang, Liu, Zhang, et al., 2013) 。由此可見, 增加貧困生的高等教育機會, 有助于改變“寒門學子”命運, 打破世代貧困, 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 國內外研究表明, 扶貧應當重視心理因素與外部因素結合 (傅安國, 黃希庭, 2018) 。為貧困生提供更多高等教育機會是教育政策扶貧, 還需配合心理扶貧, 推動貧困大學生心理品格成長, 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量研究表明, 貧困大學生的學業成績和讀寫能力較其他大學生更低, 且無法獲得學位的風險更高 (Engle&Tinto, 2008) 。同時, 貧困大學生參加社團活動時間、課外與教授交流時間更少, 擔任校級學生干部概率也更低 (高耀, 劉志民, 方鵬, 2011) 。除學業與非認知能力較非貧困生不足外, 貧困大學生核心自我評價偏低, 孤獨感較強, 且伴有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 (Zhang, Ni, Liu, et al., 2011;謝其利, 宛蓉, 張睿, 江光榮, 2016) 。針對上述問題, 研究者也提出了相應干預策略。盡管上述研究的初衷是為了幫助貧困大學生更好地適應大學生活, 并在大學里得到更全面完善的發展, 但過多關注貧困生的消極心理特征也容易導致社會上對“寒門學子”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 強化人們對貧困生的偏見和歧視, 從而導致或強化貧困生的歧視知覺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 而歧視知覺對個體發展的阻礙遠遠大過貧困本身 (Pascoe&Richman, 2009) 。

  下面僅從貧困生在自我觀、價值觀和志向上的特點加以述評, 并據此提出引導建議, 其目的是幫助他們實現向自愛、自立、自信、自省、自強的幸福進取者轉化。

  2 貧困生矛盾心理特點

  2.1 自我觀方面:渴求自立自強與內心自卑的矛盾

  自我觀也叫自我概念, 是個體建立的有關自己的特定心理表征。貧困大學生一方面受家庭經濟條件的局限, 以及曾經落后的基礎教育的制約, 加之落后文化的長期影響, 往往具有基礎知識不扎實、興趣不廣泛、自卑心較強的特點。另一方面, 內心自卑的貧困生同時也有著較強的自尊心, 渴求著被他人認可與尊重。大學階段是他們實現由自卑向超越自卑階段的轉化, 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化, 建立積極自我概念的一個重要階段 (俞國良, 金光電, 1992) 。實證研究表明, 學業方面, 大部分貧困生能夠努力拼搏、克服困難, 并獲得較高成就 (Giancola&Kahlenberg, 2016) ;綜合素質方面, 對貧困生非認知能力的研究發現, 盡管貧困生在剛進入大學時非認知能力顯著更低, 但在大學期間, 這一差距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縮小, 直至畢業前他們與非貧困生不再有顯著差異 (許多多, 2017) ;自我觀方面, 研究發現, 與貧困大學生能力和綜合素質提升相伴的, 是他們的核心自我評價也顯著提高 (Wang, Lin, &Zhang, 2013) 。由此可見, 多數貧困大學生都能夠通過發奮圖強以獲得他人的認同與尊重, 從而超越自卑、建立自信, 逆境反而成就了他們自立自強的個性品質。盡管如此, 貧困生超越自卑的過程并不容易。引起這種困難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成長經歷和社會環境。

  成長經歷方面, 對世代貧困的研究表明, 家庭教養方式與貧困的代際傳遞密切相關, 惡劣的教養方式會導致個體成年后出現適應障礙以及情緒或行為問題的風險增高 (陳京軍, 范興華, 程曉榮等, 2014;段成榮, 呂利丹, 王宗萍, 2014) 。我國貧困家庭最突出的親子教育問題在于留守兒童問題, 而且, 與城鎮留守兒童相比, 農村留守兒童面臨的問題更加的突出。根據全國人口第六次普查數據, 全國留守兒童規模為6972.75萬, 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為6102.55萬。0~17歲留守兒童占兒童比例為25%, 農村留守兒童占留守兒童比例為87.52%, 農村留守兒童占農村兒童28.52%, 占全國兒童21.88%。其中, 最需要父母關愛的學齡前留守兒童在農村學齡兒童占比為38.37%, 其規模達到2342萬 (段成榮, 呂利丹, 郭靜等, 2013) 。以小鼠為研究對象的腦神經研究也表明, 在媽媽悉心照料下長大的鼠寶寶更加淡定, 因為主導應激反應的激素系統:丘腦-垂體-腎上腺軸 (HPA) 被調弱 (Liu, Diorio, Tannebaum, et al., 1997) 。但是, 缺乏母愛的鼠寶寶的大腦海馬體細胞的DNA會有更多“亂碼” (Bedrosian, Quayle, Novaresi, et al., 2018) , 更容易產生隨機的基因突變, 并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我國貧困家庭的兒童和青少年, 特別是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兒童和青少年, 通常有或長或短的留守經歷。以往研究表明, 留守經歷對人際適應、情緒調節、自信心等方面影響顯著, 有留守經歷的大學生更加敏感, 忍耐力更弱, 遇到困難更容易選擇放棄 (謝其利等, 2016) 。因此, 貧困生超越自卑需要克服更大的心理障礙, 我們需要給貧困生更多的支持和關愛。

  然而, 在社會環境方面, 人們對貧困生卻有一定的偏見或歧視 (周菲, 2015) 。2016年的一個網帖“因穿耐克鞋被取消助學金”引起網友熱議。作者稱, 大學時有個同學, 打球總穿著開裂發黃的鞋子, 家里省吃儉用幾個月, 給他買了雙打四折的耐克鞋。他視如珍寶, 每次打完球都要刷一遍才行。后來他的助學金資格被取消了, 只因“貧困生就該有貧困生的樣子”, 他為此哭了很久。“貧困生就該有貧困生的樣子”是對貧困生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會強化貧困生的歧視知覺, 即個體知覺到的由于自己所屬的群體成員身份 (如戶口身份、種族等) 而受到有區別的或不公正的對待 (Pascoe&Richman, 2009) 。當社會支持感低的時候, 歧視知覺會降低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自尊 (范興華, 方曉義, 劉楊等, 2013) , 而貧困大學生歧視知覺較強, 社會支持感與心理健康水平偏低 (謝其利, 宛蓉, 張睿等, 2016) 。由此可見, 社會環境對于本來就比較敏感的貧困大學生來說還是冷漠了一些, 阻礙了貧困生超越自卑。

  2.2 價值觀方面:崇尚精神價值與沉迷物質價值的矛盾

  價值觀是個人對理想生活方式的憧憬, 它不但引導著我們追尋自己的理想, 還決定人生中的各種選擇, 通常是充滿積極情感色彩的。對貧困地區民眾價值觀的研究表明, 他們總體上重視愛與歸屬、品格追求和公共利益等精神價值, 而個人優先和拜金享樂等物質價值處于從屬地位 (金盛華, 單雯, 陸潔雯等, 2011) 。由此似乎可以推論, 來自貧困地區的大學生更偏向追求精神價值。以往研究也表明, 貧困大學生通過積極參與并合理安排學業與課外活動, 如學生會、社區服務、體育、兼職等活動, 提升學科專業水平、社會活動能力以及積極心理品質, 進而建立自尊 (Rutten, Schuengel, Dirks, et al., 2011) , 且優秀貧困生的大學參與度是其他大學生的兩倍, 心理韌性、個人意義感更強 (Wu, 2014) 。

  但是, 也有研究者指出, 貧困生從貧困地區來到大學之后, 更強烈地體會到物質匱乏對生活和學習的影響, 這種強烈的體驗往往又會導致貧困生對物質利益產生狹隘的理解, 從而逐漸開始追求甚至沉迷物質價值, 走向“拜金主義” (李叢松, 2002) 。導致貧困大學生從崇尚精神價值向沉迷物質價值動搖或轉移的原因包括兩方面:對貧困與挫折的消極認知, 自我價值支持資源不足。

  一方面, 以往研究表明, 相對于中小學生, 大學生對貧困的體驗感更強烈 (Wadsworth&Compas, 2002) , 同時大學生對貧困的認知影響其社會認知發展, 且影響力顯著高于兒童時期 (McLoyd, Kaplan, &Purlell, et al., 2009) 。對貧困和挫折的消極認知, 如認為貧困是可恥的、金錢是萬能的, 陷入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懣, 等待外界的同情, 好逸惡勞等, 常常導致貧困生否認曾經的精神追求, 轉向懈怠、拜金, 甚至還可能導致個體產生焦慮、抑郁、偏執、低自尊等心理問題 (Zhang, et al., 2011) 。再者, 根據自我價值定向理論, 個體的自我價值感由兩個因素決定:自我價值支持和自我價值定位。自我價值支持資源越多, 個體的自我價值感越積極, 并會向內表現出更為肯定的自我概念, 向外表現出更積極的自尊與自信。但當自我價值支持資源不足時, 個體的價值定向, 即自我價值的衡量標準, 就會出現轉移 (金盛華等, 2011) 。而以往研究表明, 貧困生的社會支持感偏低、自我認同不足 (謝其利等, 2016) , 同時, 他們又重視集體的歸屬感, 這往往使得貧困生感到自我價值支持資源的不足, 從而導致價值觀的動搖或轉移。

  2.3 志向方面:堅持高目標與得過且過的矛盾

  志向是個人實現理想的意愿和決心。一般說來, 貧困大學生都有努力學習、爭取成才的追求:他們可以通過大學教育改變貧困的命運;還有一部分同學希望成名成家, 光宗耀祖;還有一些更高層次的動機, 他們不僅僅是為了謀生和個人名利而且立志要用所學知識, 獻身于社會、祖國和全人類。有研究者指出, 需要, 特別是高層次的需要, 是高成就貧困大學生成才的原動力。他們不時在思想上、行為中構筑理想的自我, 對自我在未來社會中的地位、角色、榮譽、成就、尊嚴等主體本質力量進行構思和設想。這種構思和設想激勵著他們頑強追求, 積極探究, 充滿激情地不斷由舊我向新我、現實的自我向理想的自我努力進行創造。他們以自己的才干、能力、知識、德行等為基本操作工具進行創造性自我實現活動, 以此獲得周圍人們的接納、認可和自我發展, 以此滿足其歸屬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 (俞國良, 金光電, 2002) 。

  盡管大部分貧困生都有努力拼搏的動機, 但他們最后往往對高目標或理想選擇放棄或妥協, 選擇缺乏激情甚至得過且過的生活。有研究發現, 貧困生與非貧困生在就業價值判斷上沒有顯著差異, 但在就業行為取向上兩個群體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 具體表現為: (1) 貧困生考研比例明顯低于非貧困生, 而找工作的比例明顯高于非貧困生; (2) 在就業地選擇上, 貧困生在大中城市的選擇比例明顯低于非貧困生; (3) 在職業選擇上, 貧困生的選擇傾向穩定和安全而非興趣與個人發展 (郭建鋒, 劉啟輝, 2005) 。國外有研究甚至表明, 貧困生輟學風險較非貧困生更高 (Engle&Tinto, 2006) , 且獲得學位的比例更低 (Ho&Wei, 2011) 。

  導致貧困生放棄理想或志向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自卑, 經濟壓力, 目光短淺。首先, 如前所述, 貧困大學生受家庭經濟條件的局限, 以及曾經落后的基礎教育的制約, 加之落后文化的長期影響, 往往基礎知識不扎實、興趣不廣泛, 從而產生自卑心理, 認為自己的人生不可能有多高的成就, 于是給自己制定平庸的目標;其次, 隨著近十幾年來大學學費的大幅上漲和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業機會的不斷增加, 對于那些經濟并不寬裕的家庭來說, 大學對他們正逐漸失去吸引力, 對“成本—收益”的錯誤預估, 以及在巨大經濟的壓力下, 往往做出自愿或者不自愿的退出選擇 (Shi et al., 2015) ;最后, 我國貧困生往往來自世代貧困家庭, 而這些家庭對人生理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態度往往比較“現實”, 比如安于現狀、因循守舊、人窮志短等, 使個體喪失進取的態度或價值觀。

  3 如何引導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

  3.1 引導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的原則

  關愛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的實質就是為了實現教育公平。近幾年, “寒門學子”受教育權利和獲得公平的高等教育機會不斷提升。而教育公平不能停留在權利公平和機會公平, 在當下以及今后相當長時期內, 需要更加關注高等教育的效果公平, 即用愛心發現和喚起貧困大學生的“生命力”, 并通過因材施教, 讓每一個學生都受到卓越教育, 實現個人潛能的自由充分發展。學校教育事業是一種公共事業, 學校與教師的公共使命就是“為社會公正而教”。從這個意義上說, 教師必須學會尊重每一個學生、發現每一個學生, 真正樹立起“大眾主義”的教育信念, 即“學校和教師的責任并不在于‘上好課’。學校和教師的責任乃在于:實現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權, 提供學生挑戰高水準學習的機會” (鐘啟泉, 2012) 。

  由此可見, 實現貧困大學生教育效果公平與“健全人格”的養成教育是緊密聯系的。健全人格的養成教育就是按照受教育者自己設定的人生目標的不斷充實自己、發掘自己的潛能, 按照自己選擇的人生目標不斷幸福進取。因此我們認為, 引導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的原則應該是, 以教育公平為出發點, 以培養健全人格的人為目標, 通過人性化的教育理念和手段, 使貧困大學生成為自愛、自立、自信、自省、自強的幸福進取者 (黃希庭, 尹天子, 2016) 。

  3.2 引導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的途徑與方法

  基于上述設想, 根據貧困大學生的主要心理矛盾, 引導貧困生心理成長的主要途徑和方法可以有下列兩方面。

  3.2.1 打破“寒門子弟”刻板印象, 培育親貧困生的校園文化氛圍

  根據前文分析, 由于成長經歷, 貧困生超越自卑需要克服更大的心理障礙, 我們需要給貧困生更多的支持和關愛。而現實情況卻是, 社會仍存在對“寒門子弟”固有的刻板印象, 如人窮志短、能力不足、孤僻自卑等, 甚至當貧困生追求優越時, 還會受到他人的冷眼和打擊。校園環境影響著貧困大學生正確價值觀、積極自我觀和遠大志向的建立, 因此, 引導貧困大學生心理成長, 首先需要打破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為他們的健康成長營造親貧困生的校園文化氛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是引導校園大環境關注貧困生的積極品質, 比如, 加強對優秀貧困生先進事跡報道, 邀請已取得較高成就的貧困生校友回校與學生交流等。這不僅弱化了對貧困生的刻板印象, 同時也為貧困生的成才、成功樹立了榜樣, 有助于減少對貧困生的歧視, 提升貧困生的自信心。

  二是為貧困生提供更多參與大學生活與能力發展的機會, 比如, 為貧困生推薦, 甚至搭建適合他們能力發揮與發展的平臺 (如社團、協會、勤工儉學崗位等) , 加強貧困生對校園生活的融入度。這不僅有助于貧困生潛能的發揮, 同時也有助于其他群體對貧困生的認同感。

  三是開展高品位的集體活動, 營造團結互助的集體環境, 使他們與集體一起成長。

  3.2.2 開展團體咨詢和個別咨詢, 給貧困生以切實的幫助

  現在心理咨詢已經在許多高校開展起來了。團體心理咨詢通常由一位咨詢員主持, 多個來談者 (通常6至8人) 參加 (稱為團隊成員) , 咨詢員根據問題的相似性組成課題小組, 通過共同商討、引導、訓練, 解決團體成員的心理問題, 目的是提升或改變團體成員的思想、觀念、態度和行為。團體心理咨詢不只是停留在認知層面, 它有許多的情感介入, 采用各種直接方法 (如腦力激蕩技術、自信訓練技術、成長小組討論) 來改變團體成員。我們要根據情況引導貧困生參加團體心理咨詢的聚會和活動, 這不僅有助于他們選擇正確的價值觀, 建立自信, 拋棄自卑, 養成挫折容忍力, 而且還可以在學業、交友、人際關系、升學或擇業等人生發展課題與團隊成員共同商討、彼此啟發, 使他們的社交能力、組織能力、同學情誼、團隊意識得到發展, 從而使他們的學校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實踐證明, 團體咨詢既是一種有效的心理治療, 也是一種有效的教育 (樊富珉, 2005) 。

  除了團體心理咨詢, 貧困生個人的深度情緒困擾問題 (涉及個人隱私不便讓他人知曉) 還可以找心理咨詢員進行個別咨詢 (即一對一的咨詢) 。盡管個別咨詢與團體咨詢在形式上有不同, 其目的都是一致的, 都是為了幫助個人成長、發展和適應社會。因此, 引導貧困生根據他們自己的實際需要, 參加團體心理咨詢和個別心理咨詢就會使他們得到切實的幫助, 健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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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心理研究與咨詢中心 西南大學心理學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原文出處:馮縉,黃希庭.貧困大學生的矛盾心理及其引導[J].心理研究,2018,11(06):49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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