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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東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鳥紋與器物的關系

來源:文物鑒定與鑒賞 作者:林國敏
發布于:2021-03-23 共2902字

  摘要:鳥紋造型是青銅器紋飾藝術中的一大分支,雖然各地區之間的鳥紋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但是它們都能體現出這一時期的政治、宗教和藝術,具有相當深厚的內涵。鳥紋不僅僅是青銅器上的符號,還是一個民族精神的圖騰。1984年在銅陵市銅官區出土的龍耳鳥紋鑒,是東周時期鳥紋作為外部裝飾器物的重要代表,對于研究東周時期的政治和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文章試圖從商周時期的鳥紋出發,淺談鳥紋這一特殊符號的源流及發展,再對銅陵博物館中的龍耳鳥紋鑒做簡單介紹,最后談到東周時期青銅器上鳥紋與器物的關系,希望能對東周時期的青銅器研究做出微小的貢獻。

  關鍵詞:青銅器; 鳥紋; 商周時期;

  0 引言

  中國古代的青銅器是我國歷史的見證,也是一個民族審美的體現。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拉開了我國對“青銅時代”研究的序幕。青銅器發展到商周達到鼎盛,這一時期的器物造型多變,鑄造技術精良,極富研究價值。到了春秋末期,這些青銅器展現出全新的風貌,器物所體現的精神也開明了許多,由此可見青銅器對于時代意識形態的顯現作用。而東周時期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轉型時期,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通過這一時期青銅器上的鳥紋變化,可以窺探整個社會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變化。陳公柔先生在《殷周青銅器上鳥紋的斷代》一文中對商周青銅器的鳥紋研究做出了許多貢獻,但目前學界關于東周時期鳥紋青銅器的研究還不夠充足。鳥紋在東周青銅器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值得人們繼續探究。

  1 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鳥紋概述

  鳥紋是我國古代非常流行的紋飾,不光出現在器物上,在一些書畫上也多有體現。《山海經》中所說的“扶桑鳥”載運著天上的十個太陽,有光明和尊貴的寓意,象征著對生活的美好期望。早在河姆渡文化時期,就出現了“載陽”的裝飾圖案,此后諸如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現出“鳥”這一吉祥的題材。巫鴻老師在《東夷藝術中的鳥形象》中對東夷地區的東夷族的鳥信仰作了詳細的描述。在青銅器出現之前的時代,出現在象牙與玉器上的鳥紋也是種美好的象征,它們與巫術禮教息息相關。而在青銅器鼎盛的商周時代,鳥紋自然而然地成了青銅器上的主要紋飾之一。

  大體來說,鳥紋屬于動物裝飾紋飾的一種,是很多民族主要的藝術表現形式,由于地區不同,鳥紋的具體形狀和造型也不盡相同。鳥紋的載體和形式多樣,不僅可以出現在青銅器上,還可以出現在漆器、帛畫上,甚至是瓦當上。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鳥紋之所以如此尊貴,主要來源于玄鳥。玄鳥被視為商人的祖先,在《詩經·商頌》中就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記載1。

  與商周民族的繁衍歷史息息相關的鳥紋,出現在青銅器上時也被賦予了更深層次的含義。首先是藝術創作層面,商周青銅器上的鳥紋是通過藝術的形式去反映時代的審美,這一時期的鳥紋多是以對稱的形式出現,給人一種完整和簡潔的感覺,更體現出這一時期對秩序的需求和對混亂、失序的恐懼心理。其次是思想政治層面,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并不只是簡單的生活用品或裝飾,更多情況下是禮器。傳統的獸面紋會給人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覺。鳥紋雖然面積不大,但帶給人的視覺沖擊和聯想威懾卻不低。這反映出鳥紋在思想上的尊貴,是上層統治階級的象征,通過器物上的外化來將這種神秘又尊貴的階級具象,到逐漸內化進人民的心理和社會生活中。最后是宗教文化層面,商周是巫術盛行的時期,對神明的崇拜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鳥紋象征著太陽又代表著風一般的自由,同時在農業上也發揮著作用。青銅器上的鳥紋帶有一定的巫術元素,是向神明祈福的通道,也是和神明溝通的渠道。

  2 銅陵博物館館藏龍耳鳥紋鑒

  銅陵博物館位于銅陵市西湖濕地公園的東岸,該館總占地60000平方米,館舍4層,現有藏品5000余件(套)。鎮館之寶不僅有饕餮紋爵,還有龍柄盉、鳥蓋獸耳盉,以及精美的水器—龍耳鳥紋鑒。

  龍耳鳥紋鑒于1984年在銅陵市銅官區出土,該器物總體高10厘米,上徑27.5厘米,底徑16.8厘米,最為稱奇的是腹部兩端有一對對稱的龍耳,而腹部有一圈的鳥紋,下部還有一周的倒三角形鳥紋,因此被稱為“龍耳鳥紋鑒”,是東周水器的代表。銅陵博物館就是以這個龍耳鳥紋鑒為設計來源而建造的。龍耳鳥紋鑒上的龍耳是器物的部件,而鳥紋是器物表面的裝飾,這在東周時期的青銅器上是比較少見的。它的出現從側面反映出鳥紋與器物的關系多樣化2。

  3 東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鳥紋與器物的關系

  商周時期是青銅器鑄造的鼎盛時期,無數個造型多變、紋飾華麗的青銅器出現在我們的研究視野中。而鳥紋作為我國古代非常流行的傳統紋飾,在東周時期成了青銅器上的主要紋飾。如果將東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鳥紋和它在整個器物上發揮的作用進行分類,主要分為以下三類。

  3.1 器物的表面裝飾:栩栩如生

  殷周時期器物表面的鳥紋多是作為裝飾用的,而這類紋飾在東周時期卻比較少見,多數出現在西周時期。作為器物表面裝飾的鳥紋,不僅有著符合器物整體審美要求的造型,多數還有著華麗的鳥冠,形象有時仰首闊步,有時是顧盼回首。如1976年江蘇丹陽出土的鳳紋尊,就是一個回首的鳥紋造型,生動而妙趣橫生。而1986年在陜西邊加莊出土的鳳鳥紋盉,器物上的鳥紋就是昂首向前的,與器物的整體形象結合的相當好3。

  3.2 器物的部件造型:體現自由與讓步

  作為器物表面裝飾的鳥紋在東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體現不多,更多是以器物的部件身份出現的。這些鳥紋有的是器蓋,有的是器足,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實用的功能。同時,為了配合器物整體的造型,鳥紋在此時展現出了相對自由的趨勢,這種靈活多變的鳥紋造型體現出對青銅器整體造型的配合或讓步。如1966年在河北九溝村出土的張國簋上就有3個鳥首的紐,1991年在山東高陽出土的龍紋鼎上的蓋紐上也有鳥紋。這些作為青銅器蓋紐的鳥紋,雖然以體現實用性為主,但以其自由的外在,展現了其內在對器物整體造型的讓步。

  3.3 器物的整體造型:功能與藝術的結合

  作為器物整體造型的鳥紋雖然不多見,卻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時的鳥紋作為容器使用,直接承擔了全部的使用功能。其中有的是以鳥的紋飾與整體紋飾相結合,有的是完全以鳥的紋飾和造型作為器物的整體造型,這一類的審美價值極高。1976年江蘇出土的鴨形尊就是第一類作品的代表,全器與鳥紋協調得當,是實用性和藝術性的融會貫通。美國弗利爾美術館館藏的鳥尊則是第二類作品的代表,全器就是以鳥的形象展現,昂首闊步,極為寫實,造型逼真,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一次人類歷史上審美的創造與享受4。

  4 結束語

  鳥紋作為我國的傳統裝飾造型,是時代刻在器物上的印記。以銅陵市博物館館藏龍耳鳥紋鑒為主,東周的青銅器文化正在不斷被發掘和研究。東周時期由于社會大變革,思想與物質都受到影響,青銅器的鑄造精神也在發生變化。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反映時代特征的新青銅器樣式,鳥紋這一傳統紋飾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變得更加自由、靈活、清新和自然。這種把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設計理念在東周不斷精進,到現在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藝術精神。

  注釋

  1路國權:《論原仲簠和幾件陳侯銅器的絕對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2019年第4期,第88-93頁。

  2張曉目:《類型學方法在商周青銅器鳥紋研究中的運用及意義》,《藝術品鑒》2019年第15期,第5-6頁。

  3王一丹:《中國古代青銅器饕餮紋飾的研究》,《海外文摘·學術》2019年第3期,第1-4頁。

  4孫星、劉哲軍:《基于青銅禮器文化的旅游工藝品設計與開發策略—以銅陵市為例》,《藝海》2018年第1期,第140-142頁。

作者單位:銅陵市博物館
原文出處:林國敏.試析東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鳥紋——銅陵市博物館館藏龍耳鳥紋鑒[J].文物鑒定與鑒賞,2020(20):28-29.
相關標簽:青銅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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