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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紋青銅器的種類、演變歷程及審美意象

來源:今古文創 作者:韓靜
發布于:2021-03-23 共3952字

  摘要:鄂爾多斯青銅器是廣泛分布于我國北方長城地帶,對中原及歐亞草原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的多元文化綜合體。此類青銅器的動物紋飾最為精美且極具代表性,鄂爾多斯青銅器動物紋飾中的鹿紋數量較多且出現的器物種類復雜,這些雕刻精湛的鹿紋紋飾體現了我國北方先民們獨特的審美取向與文化底蘊。

  關鍵詞:青銅器; 鹿紋; 審美; 圖騰;

  廣袤的歐亞草原孕育了諸多早期文明,隨著青銅時代來臨,歐亞草原逐漸形成了溝通東西的“金屬之路”。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的獨具特色的青銅器,被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等人稱之為“北方系青銅器”,而根據中國考古學界對新發現考古學遺存,往往采用最先發現地來命名的慣例,所以中國學者大多將此類型青銅器稱為“鄂爾多斯青銅器”。鄂爾多斯青銅器起源于商周時期,在春秋戰國開始盛行,秦漢時期發展到鼎盛。除中國的鄂爾多斯地區外,在葉尼塞河流域、外貝加爾和阿爾泰等地區都有類似青銅器發現。鄂爾多斯青銅器以精美的動物紋飾著稱。鹿紋作為鄂爾多斯青銅器的重要母體,對探索北方民族的審美取向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鹿紋青銅器的大量出現也體現了中國北方考古區系及歐亞草原對鹿的崇拜。

  一、鹿紋青銅器的種類

  鄂爾多斯青銅器依功能差異可分為兵器和工具、裝飾品、生活用具及車馬器四類。其中,鹿的形象主要出現在兵器工具和裝飾品上。兵器工具類:鹿的形象多飾于銅刀和短劍的刀柄之上。短劍的劍首普遍呈雙鹿對臥,前肢前驅,后肢反轉朝上的雙環形圖案,即變形觸角式短劍。銅刀多將有角的雄性鹿裝飾于刀柄部上,其角多為枝狀,頭部上揚,神采奕奕。吻部呈現圓環狀,身體為流線型,臀部及后腿肌肉滾圓,體現了其強壯發達的四肢和敏捷迅速的奔跑能力。還有不少鹿首銅刀出現,此類銅刀往往鹿頭朝下,頸部彎曲,耳部與刀身相連形成圓環狀,這些銅刀應是獸首銅刀的一種變形。裝飾品類:鹿的形象被廣泛運用于裝飾品類中,在飾件和飾牌上均可見到鹿的形象。目前出土和收集的鹿紋青銅器中,鹿大多以飾件和飾牌兩種形式呈現。飾件上的鹿多為單體蹲踞造型,其往往四蹄相對,后腿肌肉粗壯發達,脖頸纖長,面部僅用兩圈代表眼睛,吻部前突且常呈鏤空或圓環狀,與刀柄上的鹿風格大致相似,十分豪邁簡樸。其狀態十分悠然自得,或正視前方,或回頭顧盼。而飾牌上的鹿則很少有個體單獨出現的情況,其造型往往是雙鹿相對或群鹿同向蹲踞。根據目前考古發掘及收集材料可見,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鹿為母題的裝飾品,雖器型多變,但按照是否有角,大體可分為有無角兩類。而同一器物里同時出現有角和無角兩種鹿的器物為雙鹿交媾形青銅飾件。此飾件中前鹿為無角立耳形呈回首蹲踞狀,后鹿無耳有環狀角、上肢挺立與前鹿呈交媾狀。鑒于此器型的發現結合雄雌鹿以是否有角為劃分依據可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中所有無角的鹿應為雌鹿或未成年雄鹿,而有角的鹿則應為成年雄鹿。

  二、鹿形象的演變歷程

  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鹿紋青銅器數量眾多,紋樣精美,其主要的變化體現在對鹿角的刻畫之上。田廣金先生在其《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一書中,將蹲踞鹿圖案的演變歷程歸納為鹿角由連續環狀,經“S”狀過渡并向枝狀角發展。縱觀目前出土和收集的鹿紋鄂爾多斯青銅器可知,商周時期的鹿紋青銅器多出現于刀柄、劍柄等兵器工具之上,這些鹿往往呈現雌鹿的形象,但很少作為裝飾品單獨出現。這一現象符合鄂爾多斯青銅器起源于商周時期,而此時期的青銅器只生產銅刀、銅鏃等小件兵器工具的特點。時至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在兵器工具上的鹿紋開始減少,作為飾件的單體蹲踞青銅鹿則明顯增多,鹿紋飾牌也開始出現。這一時期環狀角,“S”狀角和枝狀角的鹿均有出現,含鹿紋的各色飾品也大量出現,這從側面印證了鄂爾多斯青銅器在春秋戰國時期發展和盛行。值得一提的是,這時期的鹿紋飾品不再僅出現于青銅質地的器物上,金制、銀制的鹿紋飾件也有大量出現。而秦漢時期的鹿紋幾乎再未出現在青銅器的刀柄劍柄之上,而作為飾牌上大量出現。由此可見,進入鐵器時代后,除作為裝飾品的飾牌外,其他用途的青銅器物可能大多被鐵器所取代。

  三、鹿紋青銅器的審美意象

  楊建華先生在《中國北方東周時期兩種文化遺存辨析——兼論戎狄與胡的關系》一文中將鄂爾多斯青銅器劃為第二種遺存,認為其大多應是胡人遺存,而相關文獻對該遺存記載偏少,故而其與中原交往的方式主要為戰爭,記載相對簡略。可見,想從文獻中窺得鄂爾多斯青銅器制造使用者的族屬似乎是非常困難的。從鹿紋這種獨特紋飾,來窺探此類青銅器制造使用者的審美取向就變得十分必要。

  “草原動物紋飾藝術表現的美,是從審美的角度,對生命本性中最原始、野性的充滿勃勃生機的生命力給予的一種視覺形式上的認證。”鹿的形象作為鄂爾多斯青銅器的代表性紋樣,被廣泛運用于各類青銅器上,其題材之豐富,造型之奇異,制作之精美,代表了北方先民獨特的審美取向,反映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很高的人文價值和藝術價值。鄂爾多斯青銅器中的鹿往往采取近乎寫實的藝術風格來進行塑造,這種近乎寫實是指其介于寫實與寫意之間,主體是寫實的,但又不僅是單純描畫實物本身,其中也包含寫意成分,鹿的形象極富變化,蘊含了先民無限的想象。何新在《藝術分析與美學思辨》一書中提到,“世上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種直接描寫對象的作品。古今中外一切藝術作品,無論是偉大的還是最渺小的,所描寫的都不是對象本身,而是創作者本人對對象的觀念、印象或經驗。”鄂爾多斯青銅器鹿形象沒有簡單地再現鹿的形象,也未對鹿紋作太多主觀的抽象化處理,而是采用一種折中的手法來表達創作者的情感。鹿的刻畫上并不熱衷于現實,而是盡可能舍棄現實因素,夸張鹿角的粗壯這一典型特質,使其更加富于裝飾性。在突出鹿標志性特征的基礎上,最大程度發揮了創造者的想象力,并將其融入創作之中,從而形成獨樹一幟近乎寫實的藝術風格。

  鄂爾多斯青銅器中無角的立耳雌鹿往往全身放松,鹿頭或直視前方,或回頭顧盼,吻部呈鏤空狀,似在張嘴微笑,神態悠然平和,頗具柔美之感。展現的是廣袤草原安定祥和的氣氛,反映了北方先民對安穩悠閑生活的熱愛。雙鹿交媾的飾牌也表現了先民對生命繁榮和傳承的追求。而在刻畫有角的成年雄鹿時,先民則往往著重描繪其粗壯的角,它們的角經歷了從環狀角由“S”狀角過渡呈枝狀角的歷程。而鹿角的位置也由早期從頭上向后彎曲到頸后,發展為延伸至背部,乃至臀部。由此可見,雄鹿的角似乎已成為一種威嚴與能力的象征,但無論鹿角如何變化,粗壯有力的角一直是雄鹿展現其威猛雄壯的標志性特點。這種對雄鹿角的著重刻畫,體現了北方先民進取向上、朝氣蓬勃、崇尚勇武的草原審美風尚。

  圖騰崇拜在舊石器時期就開始出現,而“鹿”崇拜是我國北方先民和歐亞草原先民普遍的崇拜和信仰。在蘇秉琦先生劃定的北方考古區系中的興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中都發現了大量含鹿的巖畫和陶器紋飾。在祭祀場合也有將鹿作為祭祀用牲或用鹿骨占卜的習俗。而蒙古高原上大量鹿石的存在也證明了歐亞草原的鹿崇拜風尚。時至今日的鄂倫春、鄂溫克、達吾爾等民族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薩滿教服飾和儀式中依舊保有留著大量鹿崇拜的痕跡。可見,鹿崇拜是北方先民一以貫之的圖騰崇拜。而鄂爾多斯青銅器中大量的鹿紋造型,也體現了北方先民關于鹿的圖騰崇拜。這種鹿的崇拜源于該地區先民采集漁獵的主要生活方式,因鹿相對溫順且攻擊性弱,故而成為該地區先民最主要的肉類補充動物。將它刻畫于刀柄之上可能是希望借此獵到更多的鹿,從而保證他們的飲食存續。其次,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中對鹿的崇拜也集中體現于先民對鹿角的著重刻畫上,粗壯夸張的鹿角體現雄鹿抵御外敵的英勇神武。根據車海鋒在文中“鹿將像樹一樣的角養在頭頂上,秋天成熟,春天發芽再生長,因此鹿與永恒的大地之母有同樣的屬性,即鹿角與大樹的再生是一樣的”可見,鹿角往往蘊含著“生命之樹”的含義,故而在鄂爾多斯青銅器中對鹿角的刻畫經歷由環狀角發展到后期的枝狀角,這種枝狀的鹿角可能是寄予了北方先民對生育延綿不絕的美好愿景。最后,中原文化對鹿的崇拜可能源于對北方地區鹿崇拜的吸收,宋人羅愿在《爾雅翼·釋龍》中,將龍這一中原文明傳統神話意象描述為“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的形象。這體現了鹿在中原文明的重要地位,而地緣上靠近中原文明的鄂爾多斯地區的鹿崇拜必然影響著中原文明中的鹿崇拜,因其處于金屬之路的沿途中,所以其也必然擔負了中原文明與歐亞草原鹿崇拜間接交流的作用。

  四、結語

  鄂爾多斯青銅器承載了北方先民獨特的文化內涵,典型的動物紋樣裝飾令人嘆為觀止,精美絕倫的動物紋飾更是北方草原先民聰明智慧的結晶。作為鄂爾多斯青銅器重要母題的鹿,在諸多器型中均可以見到,其刻畫所在器型的變化趨勢符合鄂爾多斯青銅器發展興盛的規律。綜觀鄂爾多斯青銅器中的鹿紋,可以明顯使人感受到雌鹿的溫順與雄鹿的健壯。這都體現了北方先民在長期的游牧狩獵生活中,形成了追求勇武威猛的審美取向對安穩祥和生活的向往及獨特的鹿圖騰崇拜。鄂爾多斯青銅器中對鹿刻畫的近乎寫實藝術風格,體現了其粗獷豪放,自然真實的獨特審美意象。大量的鹿紋青銅器出現和對鹿角的著重刻畫,體現了北方先民對鹿的崇拜,這種崇尚生育延綿不絕的思想也影響著中原文明對鹿的崇拜,同時也起到了溝通中原文明與歐亞草原文明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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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烏蘭托亞,海日汗.狂野之美——草原青銅器動物紋飾的藝術魅力[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5,(3).

  [5]何新.藝術分析與美學思辨[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6]車海鋒.滿——通古斯諸民族與朝鮮民族民間敘事文學中神鹿的象征意蘊[J].延邊大學學報,2007,(5).

作者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原文出處:韓靜.鄂爾多斯青銅器鹿紋淺析[J].今古文創,2021(08):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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