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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清水幾太郎戰后和平觀的轉變原因與影響

來源:日本研究 作者:王振濤,唐永亮
發布于:2021-03-12 共14633字

  摘    要: 清水幾太郎是日本戰后著名思想家,在1945-1960年間積極參加和平運動,被稱為“庶民思想家”“民眾的代言人”。盡管其后來思想發生轉向,但也不可否認其和平思想對當時日本和平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清水幾太郎的戰后和平思想是圍繞著和平運動展開的,主要包括反對單獨媾和、軍事基地、再軍備、修憲等內容。這卻促進了當時大眾運動的蓬勃發展與和平思想的普及。支持激進主義雖然是其思想的獨特之處,但是也遭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和反對。將清水幾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戰后日本和平運動流脈中進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內涵、特征與影響,既有助于客觀評價清水幾太郎,也有助于深刻把握當代日本和平運動的發展與走向。

  關鍵詞: 清水幾太郎; 戰后日本; 和平運動; 修憲; 護憲;

  Abstract: Shimizu Ikutaro was a famous Post-WWII thinker in Japan.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eace movement from 1945 to 1960, and was known as the "thinker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spokesperson of the people." Although his thinking changed lat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his peace thought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peace movement at that time. Shimizu Ikutaro's Post-WWII peace thoughts revolved around the peace movement, mainly including opposition to separate peace, military bases, re-arms, an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This promo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ass movement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peace thoughts at that time. Although supporting radicalism is unique in his thinking, it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and opposed by some scholars. Putting Shimizu Ikutaro's peace thou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WWII Japanese peace movement, and analyzing i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it will not only help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Shimizu Ikutaro, but also help to deep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peace movement.

  Keyword: Shimizu Ikutaro; Post-WWII Japan; Peace Movement; Amend th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提起塑造戰后日本論壇的知識分子,清水幾太郎是絲毫不遜色于丸山真男的存在。[1]”清水幾太郎(1907-1988)在戰前參加昭和研究會,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阻止日本的法西斯化進程;戰時作為讀賣報紙社論委員,撰寫了許多協助戰爭和迎合時局的文章;戰后作為和平主義思想家,通過文章、演講和實地考察等方式參加和平運動,1950年代甚至被稱為“清水幾太郎的時代”[2];1960年安保斗爭失敗后,清水幾太郎思想發生轉向1,主張再評價《治安維持法》、修憲、再軍備與核武裝。
 

日本清水幾太郎戰后和平觀的轉變原因與影響
 

  日本對清水幾太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生平和思想轉向原因的討論2。中國學界對清水幾太郎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對清水轉向問題3的研究。對于清水幾太郎的戰后和平思想,國內外學界并未給予充分關注。本文將1945-1960年間清水幾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戰后日本和平運動流脈中進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內涵、特征與影響,既有助于客觀評價清水幾太郎,也有助于深刻認識戰后以來日本和平運動的發展與走向。

  一、戰后日本和平運動的基本流脈

  戰爭與和平是人類社會長久以來面臨的重要課題。兩者有著清晰的界線,卻時而相互糾纏。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日本社會對于戰爭與和平有了深刻認識,和平主義運動蓬勃發展。從思想上看,戰后的和平主義運動既繼承了中江兆民、幸德秋水、內村鑒三等開創的和平主義思想的各流脈,又隨著日本社會的民主化改造使和平主義思想得到了深層次發展。就如藤原修所言:“戰后政治社會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意味著在近現代日本首次出現能夠真正地組織和平運動的環境”[3]。

  縱觀戰后日本和平運動的基本狀況,大致可以分為左翼運動、宗教運動和民主主義運動三個流脈。

  左翼和平運動是由日本社會黨和共產黨等領導的反戰和平運動。戰后初期日本社會曾出現過對戰敗責任的討論,其中包括對日本共產黨未有效發揮“抵抗”責任的追問。對此,日本共產黨等左派力量也做了深刻反思,明確地將反核反戰作為中心任務之一,獲得了日本不少左翼選民的長期支持,反戰和平運動也是日本共產黨在國內外發揮積極作用的重要載體[4]。

  宗教運動可以分為基于戰爭責任和戰后懺悔而開展的舊宗教和平運動和新興宗教和平活動。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舊宗教在戰時依附和支持軍國主義,經過戰后反思和教團革新運動,成立宗教者和平運動協議會、日本和平推進國民會議,積極地組織反戰和平運動。戰后日本涌現出創價學會、生長之家、天理教等大批新興宗教,新宗教通過制定符合現代生活的教義和開展和平活動,獲得了民眾的支持。

  民主主義運動是指戰后民主主義者或民主團體基于人權理念、戰爭體驗和戰后反省而開展的和平運動。以丸山真男為首的戰后知識分子基于戰爭體驗,開始思考戰爭與和平、戰爭責任與歷史認識問題,成為戰后日本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戰后著名的民主團體有“和平問題談話會”與“憲法問題研究會”,前者提出“全面講和、堅持中立、反對軍事基地、反對再軍備”的和平四原則,成為戰后日本和平思想的淵源之一;后者通過批判現實中侵犯憲法及其原理的現象,有力地推動護憲運動的發展。

  除實踐性和平運動外,理論性和平學也是日本和平運動研究的重要領域,安齋育郎、池尾靖志的《從日本出發的和平學》是以和平憲法理念為軸心,在概觀日本軍事化、和平運動、歷史問題的基礎上,從和平學視角分析日本的安全保障、ODA、人權、環境等政策的重要著作。

  清水幾太郎作為戰后日本的民主主義者,他的和平思想對戰后和平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清水幾太郎的戰后和平思想的主要內涵

  清水根據1950年的對日媾和問題,將戰后日本的和平運動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1945-1950年,“這個時期的最大成果是在內外權力推動和支持下頒布的《日本國憲法》。[5]”第二時期是1950-1960年,和平運動被劃分為反對軍事基地運動、反核運動、恢復邦交運動、護憲運動。“雖然和平運動有多種形態,但是《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才是和平運動的共同敵人,和‘安保條約’的戰斗才是和平運動的主軸。[6]”清水的戰后和平思想也是圍繞著和平運動展開的。

  (一)撰寫《和平聲明》

  戰后日本知識分子基于戰爭體驗,開始戰后反思和批判。清水發表《體驗和內省》,主張“知識分子在委身于個人努力難以影響現實的錯誤觀念之前,在嘆息隨現實行動的國民的無知和輕浮之前,必須展現出抗拒現實的力量。[7]”經過戰后反思,清水“出于對戰爭的厭惡,開始熱情地擁護和平思想。[8]”

  194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八名社會科學人員關于戰爭原因的聲明》,該《聲明》雖然只有簡短的12條,但是成為清水參加和平運動的契機,甚至影響到清水以后10余年的人生。在吉野源三郎的組織下,清水積極參加“和平問題談話會”的組建和活動,擬寫前兩次聲明草案和第三次聲明總論,做出以下貢獻:首先,他提出“兩個世界和平共存”理念。雖然存在兩個世界,但是“在美國出臺杜魯門主義、蘇聯武力封鎖柏林、中國‘國共內戰’、朝鮮半島南北對峙的混亂局勢下,處在東西陣營的學者能夠達成《聲明》”[9]。這表明兩個世界存在和平的可能性。其次,他宣傳和平思想。清水不滿足“和平問題談話會”的理論研究,經常和“日本教職工組合”(簡稱“日教組”)合作,前往日本各地進行演講,向大眾宣傳和平思想。

  通過對清水撰寫《和平聲明》的分析,可以探究清水和平思想的內容。第一,戰爭與和平的反思。清水雖然在反對單獨媾和、再軍備、軍事基地以及呼吁中立等方面,與日本學界的主流觀點相一致,但是認為戰爭作為解決人類矛盾的一種極其原始的方法,在過去即使被承認有效,在現代也完全不同。“即使戰爭發生在美蘇之間,也應該將威脅和平的方向聚焦在掌握大多數國民希望的國內政治權力方面,向外部尋求和平只是本末倒置的表現。[10]”第二,懷疑廣泛主義4。在“和平問題談話會”的內部,存在著集團觀念的差異,尤其是東京部會與近畿部會的地域性和心理性隔閡。清水作為東京和京都地區的協調人,認為近畿部會的成員“跨越不同的政治立場,對東京有著一種共同的敵意。[11]”清水在協調雙邊意見時,需要顧及政治立場和心理情感的多樣性。長期為此苦惱的清水,“在面對超過必要的多樣性集團或者合作時,經常表現出明顯的懷疑態度,也就是對廣泛主義的懷疑。[12]”

  (二)反對軍事基地運動

  “和平問題談話會”失敗后,清水在左派社會黨和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簡稱“總評”)的邀請下參加和平運動,從而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為了貫徹‘和平問題談話會’的和平理念,清水開始從‘會議室和平主義’轉變為‘現場和平主義’,積極參加反對軍事基地運動,成為和平運動的教祖式人物。[13]”

  1951年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簡稱《舊金山和約》)使日本重獲獨立。其附帶的“安保條約”和《日美行政協定》(簡稱《行政協定》)又使日本成為美軍的永久軍事基地。日本國民基于和平理念,積極參加反對軍事基地運動。清水緣于1952年在金澤被媒體詢問對石川縣內灘村民眾1952年反對美軍征用沙丘地修建射擊場的“內灘斗爭”的看法而參與其中。他在1953年先后四次前往內灘。基地問題的出現使清水找到了實現和平運動理想的最佳舞臺。“內灘斗爭”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是全國的反對軍事基地運動持續高漲。在成功阻止淺間山和妙義山的軍事基地化后,東京砂川地區運動在勞動者和全學聯學生的支援下展開激烈的抵抗運動,最終獲得勝利。

  清水這一時期的和平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基地問題的禍根是《舊金山和約》和“安保條約”,以及附帶的《行政協定》。清水認為,“與護憲運動僅限于狹窄的知識分子階層不同,反對軍事基地運動能夠為和平運動發展成真正的國民運動創造條件。[14]”反對軍事基地運動不僅扎根于民眾的日常生活,而且和掌握日本命運的兩條約的廢除密切相關,這將成為和平運動的重心。第二,反對基地社會。美軍駐日軍事基地的出現破壞了當地原有的經濟和社會聯系。居民為維持生計,被迫與軍事基地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聯系,最后淪為軍事基地的附庸。因此,基地社會是在軍事基地中產生的畸形社會。基地居民應該斷然犧牲現在的生活,堅決反對軍事基地。然而在“內灘斗爭”的實際過程中,清水認識到村民的排他性和封建性缺陷,認為只有廣泛聯合反對軍事基地的勢力,才能克服這種狹隘性。清水對廣泛主義的態度,從懷疑到支持,再到反核運動時的反對。這種變化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源于清水思想深層中的實用主義精神。第三,支持抵抗斗爭。雖然日本政府決定永久接收內灘試射場,并且派遣近2000名警察強制驅逐在試射場內靜坐示威的村民,但是試射場再開后,村民仍舊繼續在美軍軍營前靜坐示威。清水對此大加贊揚,認為“靜坐不只是反抗的象征,而且具有阻止試射的現實效果。[15]”清水的暴力斗爭思想,在“內灘斗爭”時尚處在萌芽期,直到安保斗爭時才真正地開花結果,“成為清水思想和行動的一個內核。[16]”

  (三)反核運動

  1954年3月,美國在比基尼島進行氫彈試驗,導致在附近海域捕魚的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的23名船員受到核輻射傷害。受該事件的影響,日本人回憶起了廣島和長崎核爆的恐怖,更持反核與期望和平的態度。東京都杉并區婦女以此為契機,發起反對核試驗的簽名運動,該活動擴展到全國乃至全世界。據不完全統計,“1958年日本國內的簽名人數達3500萬,世界的簽名人數超過7億。[17]”

  1955年8月,首屆禁止核武器世界大會在廣島召開,會上制定了反核運動的基本原則,并計劃每年8月都舉辦該活動。在1962年的第八屆禁止核武器世界大會中,面對蘇聯核試驗的問題,日本共產黨認為美國才是和平的敵人,應該支持作為和平力量的蘇聯核試驗。清水認為,日本共產黨不僅違背反核運動不偏向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基本原則,而且“將日本的和平運動推入混亂的深淵。[18]”

  清水在這一時期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為三點內容。第一,反對美國的“原子彈外交”5。清水認為,比基尼島氫彈試驗既是美國威懾蘇聯的手段,也是戰后美國“原子彈外交”的一部分。第二,反對日本共產黨的廣泛主義。日本共產黨在1955年第六次全國協議會(簡稱“六全協”)后,放棄極左冒險主義,主張團結所有勢力的廣泛主義。日本共產黨的神山茂夫在《和平運動的理論》中指出,和平運動已經成為沒有范圍的廣泛“協商”運動,為了將人們從核武器的威脅中解放出來,反核運動可以團結軍國主義者和好戰主義者。日本共產黨的廣泛主義,雖然在短期內使反核運動獲得蓬勃發展,但是從長遠來看,只會加劇反核運動的內部分化與衰落。第三,提倡新的運動方式。國際上一旦出現核試驗國,以諾貝爾獎獲獎者為首的國際著名人士就會發表反對聲明,外交部長會給該國大使遞交抗議書,政黨和學生代表也會前往該國大使館抗議,但是核試驗國都會做好應對措施。在全世界倡導反核的現在,不管是署名、發表聲明,還是抗議,僅僅依靠國際輿論難以阻止核試驗。因此,大眾有必要獨自找出阻止核試驗的新的運動方式。清水在思考新的運動方式時,相當推崇激進主義斗爭,極力稱贊開高健6提出的全體日本人通過絕食靜坐來反對蘇聯核試驗的方案。

  (四)護憲運動

  雖然《日本國憲法》是戰后日本民主與和平思想的基本文書,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美國要求日本再軍備,成為日本國內修憲派抬頭的重要原因。[19]”岸信介上臺執政后,比起吉田茂的“漸近式再軍備”,更加主張通過修憲實現“堂堂正正再軍備”。為實現修憲和再軍備目標,岸內閣在1957年成立“憲法調查會”。

  面對逐漸高漲的修憲運動,左翼政黨、組織和學者紛紛開展護憲運動。1954年,左右兩派社會黨、勞農黨、“總評”等144個組織和團體成立護憲聯合,包括社會黨在內的在野黨始終占據國會的1/3議席,對護憲運動的勝利發揮著實質性作用。1958年,以大內兵衛、我妻榮、宮澤俊義為首的約50名學者成立“憲法問題研究會”,通過憲法研究和啟蒙活動的方式參加護憲運動。

  清水積極地參加護憲運動,其和平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和平主義憲法觀。“雖然大內兵衛和丸山真男等“憲法問題研究會”成員認為憲法是戰后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問題,護憲運動關系到戰后日本民主政治的方向,但是清水認為憲法是戰后日本和平運動的成果和保障,護憲運動只是和平運動的一種形式。[20]”隨著1950年媾和問題的出現,“一直以來抽象的和平問題,瞬間變成具體的問題。[21]”從理論上來講,只有全面媾和才符合《日本國憲法》的和平理念,但是從單獨媾和開始,日本政府就走上了違憲的道路。簽署“安保條約”違背憲法的和平理念、加入資本主義陣營違背中立原則、建立武裝力量違背憲法第九條。隨著政府違憲行為的日益增加,民眾以反權力的姿態,擁護曾經在日美權力支持下頒布的《日本國憲法》。因此,擁護憲法就是擁護和平主義,護憲運動就是全面媾和運動的延續。第二,反對修改“安保條約”。“安保條約”與《日本國憲法》是表里兩面的關系,現行的“安保條約”已經無視《日本國憲法》的和平理念,岸內閣為實現條約平等化和擴大國際影響力而修改條約,只會加劇《日本國憲法》的消亡。如果成功修改條約,那么“‘憲法問題研究會’最關心的《日本國憲法》將失去生命。[22]”因此,清水主張“憲法問題研究會”應“將街頭請愿作為首要的護憲運動方針。[23]”護憲運動只有堅決反對修改“安保條約”,才能挽救《日本國憲法》的生命。

  (五)安保斗爭

  除岸內閣希望修改“安保條約”外,美國也希望通過修改該條約來減少日本國內反對美軍軍事基地的運動。新安保條約沒有回應日本國民希望中立和廢除駐日美軍基地的訴求,所以在左派組織“阻止修改‘安保條約’國民會議”(簡稱“國民會議”)的領導下,日本國內掀起大規模的反對修改“安保條約”運動。清水通過反對軍事基地運動,很早就關注到安保問題,他“在1959年,同時參加安保問題研究會、安保批判會、和平問題懇談會、國際問題談話會等主要反對修改‘安保條約’組織。[24]”經過戰后各種和平運動,清水終于迎來戰后和平運動最高峰的1960年安保斗爭。

  清水在安保斗爭時期的和平思想,主要歸納為兩點內容。第一,反對民主的廣泛主義。“之所以對‘擁護民主主義’感到生氣,是因為剛脫離和平的廣泛主義,又陷入民主的廣泛主義。[25]”在戰后日本,民主主義運動的范圍可以擴展到安保斗爭范圍的數千倍、數萬倍、甚至數十萬倍。政府即使對民主主義的定義和解釋有所不同,也不會反對民主主義。昨天的敵人成為今天的朋友,在一舉擴大范圍的同時,也變得沒有敵人。如果沒有明確的敵人,就沒有斗爭的必要。第二,倡導激進斗爭。首先,他支持勞動者和學生的示威游行。全學聯主流派在亂入國會事件7和羽田機場事件8中的激進行為,使“國民會議”諸組織將全學聯主流派批判為“極左激進主義者”。清水發表《對諸組織的要求》,反對“國民會議”對全學聯主流派的批判,認為羽田機場事件成功吸引到大眾對政治的關心,這是舉行百場大型演講會也難以做到的事情。其次,主張激進的民主主義斗爭。清水接受吉野源三郎的提議,將參加安保斗爭的知識分子的共同意見以文章的形式表現出來,發表《正是現在向國會進發——請愿的勸告》,呼吁國民手持請愿書前往國會請愿。一千萬人即使花費幾天時間,也要逐個進入國會,親手將請愿書遞交眾參兩院議長。這將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清水雖然沒有主張直接使用暴力,但是呼吁國民行使憲法保障權利的做法,無疑是激進的民主主義斗爭的一部分。[26]”

  清水認為1960年安保斗爭是戰后日本和平運動的總決算,支持安保斗爭的力量主要有兩種:“第一,基于戰前、戰中、戰后經驗的民族主義。大多數日本國民共同經歷過戰爭的恐怖,以及戰敗后的貧窮和不安。為了防止日本再次走上戰爭的道路,他們毅然參加安保斗爭。第二,國民生活的貧窮。許多勞動者雖然參加安保斗爭,但是更關心反對修改‘安保條約’的政治要求如何與加薪的經濟要求聯系起來。[27]”隨著1960年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支持安保斗爭的兩種力量逐漸消失,“和平運動也宣告結束。[28]”

  三、清水幾太郎戰后和平思想的轉變及原因

  日本提出“新的戰后”9問題。安保斗爭后,池田勇人內閣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從政治斗爭轉向經濟發展。經濟的成功使日本國內大國主義思潮涌動,出現了謀求政治大國的動向;美蘇軍事實力的變化,為了保衛日本和防御蘇聯,日本國內要求修憲和再軍備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種背景下,脫離和平運動的清水,通過總結和平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開始朝著以懷疑社會主義為明顯特征的保守思想轉變。

  安保斗爭后清水的思想和行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批判日本馬克思主義。清水認為日本馬克思主義宣揚的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口號已經過時,呼吁建立新的歷史觀。第二,批判戰后10。清水通過再評價《治安維持法》、天皇制和《日本國憲法》,提出一種不同于戰后初期民主主義者的見解,肯定和認同戰前政治的合理性。清水認為,日本制定《治安維持法》,是面對共產主義勢力“以結社對抗國家”行為的自衛手段;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穩定戰后日本社會的各要素;美國制定《日本國憲法》,“是為了徹底弱化日本。[29]”第三,主張再軍備與核武裝。1970年代后,隨著核武器重要性的凸顯、蘇攻美守、日本經濟的成功,清水主張日本應加大國防開支,建立與經濟實力相符的軍事力量。隨著軍事力量的增強,日本的國際政治實力也會得到提升,只有同時具備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日本才能成為真正的政治大國。

  對于清水思想的轉向,除了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對學者的高壓和分化瓦解政策之外,清水本身思想內在的“缺陷”也為后來學者所批判。有些學者經過研究指出,清水思想具有一貫性的特征。鶴見俊輔在《翼贊運動的學問論——杉靖三郎·清水幾太郎·大熊信行》(1960年)中指出,清水在戰爭中就曾從馬克思主義轉向支持“翼贊體制”。其認為清水在二戰中向翼贊運動的妥協,“表面上是教權力者如何有效地行使權力,實際上是教權力的反對者如何有效地深入權力的縫隙”,并且稱其為“完全的偽裝轉向者”和“不完全的翼贊運動家”。天野惠一在《危機的空想家——清水幾太郎批判》(1979年)中對清水的批判更為徹底,認為清水既不是抵抗者,也不是偽裝轉向者,而是法西斯主義者。林健太郎在《竹山道雄和清水幾太郎》(1964年)中指出,戰后初期的清水是處于“脫離期”,安保斗爭后清水的“變節”乃是“蕩兒的回歸”。小熊英二在《清水幾太郎——一位戰后知識分子的軌跡》(2003年)一書中認為,和“民主”“愛國”的丸山真男、大塚久雄、鶴見俊輔等戰后知識分子不同,清水是“沒有固定思想的人物”。福田恒存在《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典型——試論清水幾太郎》(1980年)中對清水思想轉向的分析更為深刻。他認為清水在馬克思主義、孔德理念、實用主義之間來回奔走,欠缺“對良心的忠誠心”,難以保持思想主張的一致性,從而導致人格的崩壞。田中五郎在《一位思想家走過的路——清水幾太郎思想的變遷》(2002年)中將清水思想的原點概括為實用主義。在實用主義視域下,思想若要繼續保持對現實的有效性,就要根據形勢加以改變。

  四、清水幾太郎戰后和平思想的特征及影響

  雖然清水在安保斗爭后思想逐漸保守化,但其和平思想依然產生了一定影響,需要從學理上客觀地加以把握。

  (一)清水幾太郎和平思想的主要特征

  1. 實用主義

  清水的思想原點是實用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重視“經驗”11。重視“經驗”既是清水思想和行動的主要特征,也是1970年代后清水思想變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作為‘經驗’基礎的客觀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那么由‘經驗’形成的思想自然也會受到影響,思想只有不斷變化,才能繼續為現實提供有效對策。[30]”

  清水曾明言,“因為我本來就是以實用主義為信條,所以完全沒有任何事情必須以一元論進行說明才會安心,必須系統完善才會滿足的心理。不管由來是什么,只要是對解決眼前問題有用的工具,不管是什么觀念都會借來使用。[31]”與鶴見俊輔“依據行動或結果來考察思想意義[32]”的實用主義不同,清水的實用主義更傾向于現實可塑性,即現實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可以塑造的。隨著現實情況的變化,只要是符合現實需要的思想,清水都會借來使用。實用主義雖然使清水一直處在戰后論壇的前沿,但是也出現了無原則地迎合時局的問題。戰后初期,清水積極宣傳和平思想,被譽為和平運動的輿論領袖;1970年代后,隨著新民族主義思潮的出現,“清水從熱心宣傳和平主義的進步思想家轉變為鼓吹戰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33],被福田恒存批判為“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典型惡例。[34]”

  2. 反對廣泛主義

  基于實用主義的清水,對廣泛主義的態度并非一成不變,從“和平問題談話會”時的懷疑,到“內灘斗爭”時的支持,再到反核運動時的反對,“反對廣泛主義最終成為安保斗爭時期清水思想和行動的重要內核。[35]”

  作為斗爭手段的廣泛主義,聯合的勢力太少,會顯得力量不足;聯合勢力過多,又顯得力量過剩。清水認為,在和平運動中,包括軍國主義者和好戰主義者在內的廣泛主義,顯然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沒有這種擔憂,那么就可能拋棄最初的運動目標,將擴展運動范圍當成新運動目標。[36]”日共“六全協”后,在和平運動中,經常可以看到這種極端的廣泛主義。不管是為擴大砂川斗爭范圍而聯合砂川的反對派和條件派12,還是為擴大反核運動范圍而團結軍國主義者與好戰主義者。日本共產黨的廣泛主義是建立在犧牲運動原則的基礎上,“這只會使目標變得曖昧,并且失去達成目標的激情。[37]”清水不僅反對日本共產黨的廣泛主義,而且反對民主的廣泛主義,他認為:“民主主義是跨越眾參兩院的問題,是勝負難辨的問題,難以判斷目標或者敵人。[38]”如果沒有明確的敵人,“即使是大規模的集會運動,只要可有可無的儀式性‘燒香’活動結束,也不過是沒有意義的巨大人群。[39]”

  如果有明確地規定目標,朝著目標前進的部隊越多越好。但是放棄目標的廣泛主義,卻不可能給和平運動帶來任何好處。這不僅會造成統一團體的內部分裂,而且會造成和平運動的混亂。

  3. 支持激進主義

  清水倡導敏銳和果斷的行動力,經常使用“戰斗的”“激進的”等詞語,其激進主義思想主要表現為“直接行動和暴力。[40]”杜威排斥將斗爭和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提倡基于信賴人性的討論。雖然杜威對清水的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但是清水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斗爭和暴力作為解決問題手段的重要性。

  第一,他認為只有直接訴諸行動,才能確保斗爭勝利。清水在反對軍事基地運動中,支持當地居民激烈的抵抗斗爭;在反核運動中,提倡新的激進主義斗爭方法。在安保斗爭中,清水不僅和日高六郎、丸山真男等50名學者前往首相官邸,主張強行會見首相,而且發表《對諸組織的要求》,贊揚和支持全學聯主流派的激進行為。神山茂夫認為,“以清水為代表的《對諸組織的要求》,是支持托洛茨基的極左激進主義行為。[41]”

  第二,在政治層面上,以議會制度為中心的民主主義程序存在缺陷,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暴力的存在變得不可避免和不可欠缺。在護憲運動時,清水主張只有反對修改‘安保條約’,才能維護憲法的正當性;在安保斗爭時,呼吁國民行使個人請愿權,從而引起聲勢浩大的國民請愿運動。他認為樺美智子遇害事件,“標志著議會主義的危機……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應該回應國民的期待,共同守護議會主義。[42]”

  “日本國民的經驗,一方面止于受害者意識,另一方面具有訴諸‘國際輿論’的固定傾向。[43]”在面對具體問題時,國民不僅缺乏內部的主體積極性,而且過度依賴外部的援助。然而,“和平”這種狀態或者價值,不是自然給予的東西,而是人們必須努力守護和維持的東西。“政治運動成功的關鍵,不是無害和儀式性的廣泛主義,而是從人格底部涌現的具有徹底獻身精神的極少數精銳的激進主義。[44]”

  (二)清水幾太郎和平思想的影響

  1. 促進大眾運動的蓬勃發展

  清水倡導“各種各樣的人跨越各種經驗,朝著某個期望的方向實現成長[45]”的大眾運動,并且認為國民主體性的確立,可能會為日本社會主義開辟出新的道路。

  清水通過文章、演講等方式,呼吁大眾參加和平運動,有力地推動大眾運動的發展。其執筆撰寫的《正是現在向國會進發——請愿的勸告》,“從4月7日首次發售后,到24日總共收到160萬人的簽名,25日請愿者急劇增加到190萬人(1天收集30萬人的簽名),使用文件請愿的數量達到12000份。[46]”雖然該文受到日本共產黨派勢力的反對,但是許多大學依然邀請清水演講,“從4月中旬到6月底,演講次數就遠遠超過20回。[47]”在清水言論的熏染下,國民經常在國會附近舉行10余萬人規模的請愿運動,從而被安田武評價為“恐怕沒有多少例子能夠像這樣的言論,推動如此多的人同時行動。[48]”

  2. 促進和平思想的普及

  南博將清水稱為庶民思想家,認為“清水不是高高在上進行啟蒙,而是知道庶民思想和行動背后的東西,并且正確表達出來的思想家。[49]”大久保孝治也認為,“清水不是向高級報刊投稿的書齋型知識分子,而是和平運動現場的知識分子。[50]”如果前往和平運動現場,就會有庶民,那么清水就能向庶民宣傳和平思想。

  和平思想經常與戰后日本的和平運動交織在一起,可以表現為反對軍事基地思想、反核思想、護憲思想等各種內涵和形式。1951年,清水相繼發表《不能再軍備》《抵抗現代魔術》《寄給媾和問題會議》等文章,爾后收到眾多讀者的來信。清水從中挑選38份普通民眾的來信編撰成《無聲民眾的聲音》,受到社會的極大追捧。其中敘述到,“清水敢于向當權者吐露個人信念,尖銳地批判日本人的錯誤道路,并指引出正確的道路,是我們民眾的代言人與先驅者。[51]”清水在序言中說,“不僅收錄贊同我的觀點的來信,而且收錄過度稱贊我的來信。雖然感到慚愧,但是依然原封不動地收錄在內。這些贊語不只是給予我這個人,而且是賦予為和平與獨立做出努力的我。[52]”

  雖然日本學者對清水的暴力思想褒貶不一,但是清水提出的暴力與和平關系問題,確實令人深思。關于和平與暴力關系,清水的思想也發生過變化。清水撰寫的《小小的暴力》一文被收入1951年出版的《與日本同命運》一書,其認為人們一旦使用暴力解決問題,就很難擺脫暴力,因此,“不是暴力而是依據和平與合作來解決問題的自我統制顯得尤為必要。[53]”但是在1968年的東京大學事件13中,學生使用暴力推動大學改革的做法,使清水認識到社會還存在只有暴力才能解決的問題。1970年代后,清水主張和平具有表里之分,表面是舒適安穩的生活,內部是軍事力量的平衡。只有國家間的軍事力量保持平衡,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由此,他主張日本應該再軍備與核武裝,為日本的和平提供軍事保障,這也是清水的暴力與和平思想從國內延伸到國際的重要表現。

  清水基于戰后反思與和平理念,積極參加1945-1960年間的和平運動。從撰寫《和平聲明》到反對軍事基地運動、反核運動、護憲運動、安保斗爭,再到安保斗爭后的思想保守化,清水的和平思想表現出實用主義、反對廣泛主義和支持激進主義的特征。作為思想原點的實用主義,甚至是1970年代后清水思想保守化的主要原因。

  安倍晉三在執政時期將修改和平憲法作為自民黨政權的重要目標,菅義偉政權成立后,修憲活動是否會進一步被推進,牽動著包括周邊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視線。對清水幾太郎戰后和平思想的研究,對于分析和把握當前日本和平運動的發展具有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1] 竹內洋.メディアと知識人――清水幾太郎の覇権と忘卻[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22.
  [2]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月報」第17卷[M].東京:講談社,1993:1.
  [3] 藤原修.日本の平和運動――思想·構造·機能[J].國際政治(175),2014:90.
  [4]代金平、鐘連發.20世紀80年代日本共產黨反核和平政策的影響與原因探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3):140-141.
  [5] 清水幾太郎.安保反対運動の現狀――憲法問題研究會における報告[J].世界,1960(1):289.
  [6]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135.
  [7]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33.
  [8] 高增杰.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91.
  [9]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317-318.
  [10]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71-72.
  [11]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341.
  [12]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42.
  [13] 久野収.久野収集第5卷[M].東京:巖波書店,1998:165.
  [14]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74.
  [15]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98.
  [16]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61.
  [17]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228.
  [18]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210.
  [19] 林尚之.戦後改憲論と「憲法革命」[J].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100),2013:75.
  [20] 邱靜.民主主義、民族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張力——清水幾太郎與戰后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特征[J].政治思想史,2014(1):156.
  [21] 清水幾太郎.安保反対運動の現狀――憲法問題研究會における報告[J].世界,1960(1):289.
  [22] 清水幾太郎.安保反対運動の現狀――憲法問題研究會における報告[J].世界,1960(1):299.
  [23]邱靜.民主主義、民族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張力——清水幾太郎與戰后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特征[J].政治思想史,2014(1):157.
  [24] 都筑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M].橫浜:世織書房,1995:306.
  [25]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69.
  [26]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308.
  [27]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7卷[M].東京:講談社,1993:266-267.
  [28]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7卷[M].東京:講談社,1993:266.
  [29]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7卷[M].東京:講談社,1993:237.
  [30] 田中五郎.一思想家の歩んだ道――清水幾太郎の思想の変遷[J].政治·経済·法律研究4(2),2002:144.
  [31]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34.
  [32] 寺田征也.鶴見俊輔「限界蕓術」論の再検討[J].社會學年報(45),2016:63.
  [33] 高增杰.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92.
  [34]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6.
  [35]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61.
  [36]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46-447.
  [37]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80.
  [38]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70.
  [39] 趙星銀.デモクラシ――藤田省三と清水幾太郎[A].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荻生徂徠から綱野善彥まで[C].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4:336.
  [40]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307.
  [41] 竹內洋.メディアと知識人――清水幾太郎の覇権と忘卻[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243.
  [42]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185.
  [43]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227.
  [44] 趙星銀.デモクラシ――藤田省三と清水幾太郎[A].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荻生徂徠から綱野善彥まで[C].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4:335.
  [45]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222.
  [46] 莊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學匠の思想と実踐[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17.
  [47] 竹內洋.メディアと知識人――清水幾太郎の覇権と忘卻[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245.
  [48] 安田武.ある時代[M].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77:223.
  [49] 南博.庶民の思想家――「私の社會観」と清水さん[J].創元,1951(4):8.
  [50] 大久保孝治.清水幾太郎における「庶民」のゆくえ[J].社會學年志,2007(48):10.
  [51] 清水幾太郎.聲なき民の聲[M].東京:要書房,1951:109.
  [52] 清水幾太郎.聲なき民の聲[M].東京:要書房,1951:2-3.
  [53] 清水幾太郎.小さい暴力[A].日本の運命とともに[M].東京:河出書房,1951:76.

  注釋

  1轉向是指思想或政治立場的變化,與變節同義。
  2大久保孝治:《被遺忘的思想家--清水幾太郎論的演變》,《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紀要》,1998(44);福田恒存:《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典型--試論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1980年第10期;林健太郎:《昭和思想史與清水幾太郎》,《諸君》,1988年第10期等。天野惠一:《危機的空想家--清水幾太郎批判》,東京:批判社,1979年;竹內洋:《媒體和知識分子--清水幾太郎的霸權和遺忘》,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田中五郎:《一位思想家走過的路--清水幾太郎思想的變遷》,《政治·經濟·法律研究》,2002年第一期等。.
  3高增杰:《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邱靜:《民主主義、民族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張力--清水幾太郎與戰后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特征》,《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一期。
  4(1)所謂廣泛主義,是指為了廣泛的范圍而犧牲運動目標的方針,最早源于1934年的法國人民戰線運動,是跨越思想、信仰和階級的廣泛勢力聯合方針。(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講談社,1992年,第222-223頁。)
  5(1)清水將美國的核試驗稱為“原子彈外交”,認為其開始于1945年向廣島和長崎投射原子彈,而美國當時的目的不僅是督促日本投降,更是威懾蘇聯。(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講談社,1992年,第110頁。)
  6(2)開高健(1930-1989),日本的小說家,參加過越平連等反戰和平運動。
  7(1)亂入國會事件是指在1959年11月27日,由“國民會議”組織的數萬名勞動者和數千名學生闖入日本國會的事件。
  8(2)羽田機場事件是指在1960年1月16日,為阻止岸信介赴美簽署新安保條約,學生和少數勞動者在羽田機場靜坐示威的事件。
  9(3)所謂“新的戰后”,是指1970年代蘇聯的核武器和常規武器超過美國,美攻蘇守轉變為蘇攻美守。(清水幾太郎:《日本是國家--核的選擇》,東京:文藝春秋,1980年,第94頁。)
  10(1)所謂“批判戰后”,是指對戰后初期民主主義者批判過的東西進行再次評價。(大久保孝治:《被遺忘的思想家--清水幾太郎論的演變》,《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紀要》,1998(44),第146頁。)
  11(2)所謂“經驗”,是指有機體深刻理解與環境之間關系而獲得的東西。(藤竹曉.清水幾太郎的業績和思想[A].清水幾太郎研究[C].東京:稻穗書房,2019年,第13頁。)
  12(1)反對派是指反對軍事基地擴張的居民,條件派是指希望銷售土地的居民。
  13(1)東京大學事件是指1968年夏至1969年初由東京大學學生發起的一場反對學校的不合理制度,并且勇于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學生運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日本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原文出處:王振濤,唐永亮.試析清水幾太郎的戰后和平思想[J].日本研究,2020(04):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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