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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徐繼畬民族意識的內容和影響

來源:今古文創 作者:裴文花
發布于:2021-03-12 共3613字

  摘    要: 19世紀的中國正由傳統向近代被迫轉型,在這一轉型初始期,頗具近代化眼光的知識分子徐繼畬在炮火之下重新認識西方,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近代民族意識的主張,其思想中體現出的近代民族意識對于國人打破天朝上國的傳統觀念,促進近代民族觀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

  關鍵詞: 徐繼畬; 近代; 民族意識;

  19世紀中期,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之下,中國被迫納入世界外交體系。在處理中西方關系時,清政府從“華夷之辨”的傳統民族觀念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跨越經歷了一個漫長艱辛的過程,而徐繼畬是在一片“華夷”話語中勇于突破,提出新的世界地理觀和“大變局”論斷的先驅。目前學界關于徐繼畬的研究多以其代表作《瀛寰志略》為視角,探究中國由傳統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跨越過程,如王先明《從“華夷”到“中西”話語的演變——〈瀛寰志略〉與近代民族觀念的孕育》。本文擬從三個方面探究其民族意識的形成原因、主要內容以及對近代民族觀念產生的啟蒙作用。

  一、徐繼畬近代民族意識的形成原因

  徐繼畬(1795-1873年),字松龕,清代代州五臺(今山西五臺)人。1826年選庶吉士,1830年授翰林院編修,1833年又遷為陜西道監察御史。鴉片戰爭爆發后,調任汀漳龍道,后歷任廣東按察使、福建布政使、閩浙總督[1]611-612,在沿海通商事務中與西方列強接觸頗多,為其近代民族意識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條件。

  晚清以來,天朝上國觀念和閉關鎖國政策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清王朝仍簡單地認為只要停止與西方貿易,西方國家便會失去物質來源,從而被其制服。然而事實遠非如此,1840年6月廈門之戰的戰敗使廈門、鼓浪嶼相繼失陷,當時絕大多數官員雖被英國的堅船利炮所震懾,但內心仍視英軍為低人一等的逆夷,如林則徐奏稱:“度其頑抗之意,妄夸炮利船堅,各夷舶恃為護符,謂可阻我師之驅逐,臣等若令師船整隊而出,遠赴外洋,并力嚴驅,非不足以操勝算。第洪濤巨浪,風信靡常,即使將夷船盡數擊沉,亦只尋常之事。”[2]
 

近代徐繼畬民族意識的內容和影響
 

  而徐繼畬則不同,對于戰事他能理性分析雙方之利弊,清軍不擅水戰而英軍船堅炮利“海中斷不能與之角逐”;至于登陸步戰,排槍、弓箭、長矛等器已證明無法抵御敵兵所用之“自來火之小槍”[3]。同時又分析英軍作戰心理不僅為攻略城池更以經商牟利為主。西方列強的入侵為他提出“大變局”論,主動認識并學習西方,平等地看待西方奠定了基礎。

  1842年9月,徐繼畬任福建布政使,奉令移駐廈門兼辦通商事務,這是徐繼畬思想上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在辦理通商事務的過程中,對徐繼畬影響較大的是美國傳教士雅禆理。

  1844年,徐繼畬同英駐廈門領事記里布會見時,雅禆理作為記里布的翻譯出席,談判之余徐繼畬向雅禆理提了很多關于世界地理的問題,此后兩人又進行過幾次會晤,此時他正在著手編纂《瀛寰志略》,關于世界的前所未有的認知使他逐漸放下了天朝大國的傳統民族觀念,開始探索西方,最終促使他投入西學研究,無疑這也是徐繼畬日后對西方國家態度轉變的又一現實基礎。

  二、徐繼畬近代民族意識的主要內容

  (一)沖破華夏中心觀

  華夏中心觀幾千年來一直占據著國人思想的主導地位,華夷之辨理論以及華夏中心觀根深蒂固,因此在對待西方列強時,華夏中心觀仍支配著清廷。19世紀中葉,以徐繼畬為代表的知識精英在列強入侵下重新認識世界,逐漸打開了國人認識新世界文明的大門。徐繼畬作為千百年來“以中土人詳考世界”的第一人,在其代表作《瀛寰志略》中,利用近代地理科學,備圖四十四幅,總述世界分四土,水分五洋,分述各洲各國之疆域、種族、人口、建置、沿革、物產、風俗、宗教等[1]611,沖破了傳統的華夏中心觀的話語體系,體現出了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地理觀念,使國人逐漸認識到,清王朝不是世界的中心,成為中國“天下觀”解構的前奏。

  徐繼畬對于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考察也較為深刻。在述及美國時,徐繼畬所著《瀛寰考略》云:“兀興騰既得米利堅之地,與眾議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4]他在“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這句話下加以圈點,意為強調,其中美國實行的民主選舉、任期有限和清廷封建君主專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清王朝稱西方人為“夷”,其語言為“夷語”,商人為“夷商”,魏源的《海國圖志》僅在《籌海篇一·議守上》中所用“夷”字就達139處。

  由此可知,即便如魏源這般近代思想之先驅,仍不能擺脫傳統的華夷體系,而徐繼畬在《瀛寰志略》中,凡涉及西方國家時常用“泰西人”“域外諸國”來表述,或直接稱為“英吉利”“英人”“花旗國”等。在描述西方人形象時,徐繼畬突破了傳統的視西人為未開化的“蠻邦丑類”,談及被稱為“紅毛夷”的荷蘭人時,徐繼畬寫道:“其民俗樸實耐勞,節衣縮食,治生最為勤苦。無游民,無盜賊,利之所在,不遠數千萬里。”[5]他將中西方放在一個相對平等的地位,突破了天朝上國的觀念,因此《瀛寰志略》可謂是開眼看世界的較早宏著,從中也可一瞥徐繼畬的近代化民族意識。

  (二)提倡教育救國

  1852年冬,罷官后的徐繼畬回到家鄉五臺縣東冶鎮。在1856—1865這十年間,徐繼畬致力于家鄉教育事業[6]。1856年,他接受平遙官紳的邀請,主講超山書院并擔任山長,在主持超山書院期間,帶領地方士紳集資整修書院,裝修了三楹講堂,增修了十間房,并親題“敬業樂群”。至此,書院共有四十三間房,為進行教育事業修建了良好的基地。徐繼畬每月給全院學生授課一次,授課方法常常采用討論式,師生共同思考問題或同時作文,然后將自己所作時文給予學生參考比較,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同時,徐繼畬還制定了超山書院課程,他從明清兩朝時文中選出三十二篇,分機法、理境、筆路、議論四編,每編八篇,題曰《舉隅集》雕版問世,又將從不示人的《后漢書》也進行批注并借予生徒閱覽,培養了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開啟了中國科學教育之先風。

  近代以來,清王朝被迫納入西方外交體系之中,紛繁復雜的中外交涉急需培養通識中外語言的多方面外交人才,1862年,清王朝正式開設京師同文館。1865年徐繼畬被再詔入京,1867年任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積極改革同文館,謀求自強之道,宣傳教育救國[1]612。徐繼畬雖年逾七十,仍扶病入京,為謀求教育救國而努力。上任之后,他對同文館進行改革,“專學天文地理算法,兼用西洋人引導”[7],大膽聘用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同文館總教習,將之前單純學習英、法、俄三國語言的同文館改造為以學習外文為主同時兼采多門學科的綜合性近代科學學校。以丁韙良的《格物入門》和其《瀛寰志略》為教材,并采用西方教學模式來制定教學課程,確立招生制度。徐繼畬對同文館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為復興中國教育,培養綜合人才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徐繼畬近代民族意識的影響

  徐繼畬作為民族危亡之際的知識分子,其思想中體現的近代民族意識對于中國民族觀念的近代化進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瀛寰志略》一書重塑了人們從傳統的天朝上國觀念到新世界地理觀念的認知體系,具有近代世界地理學的雛形。同時浸潤在地理知識中的中西平等觀,兩者又相輔相成,由表及里,使人們對西方國家的考察不再簡單停留在地理學。此外,其更為重要的價值在于他突破了傳統的落后觀念,并且指出了清王朝的落后和故步自封,給后來的思想者和行動者以強烈的啟發,為近代民族觀念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啟蒙作用。

  徐繼畬曾在《瀛寰志略》中首次宣揚了民主共和制度,并高度贊揚華盛頓開創的民主制度,謂“米利堅……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8]此說無疑是對君主專制的一次宣戰。郭嵩燾對《瀛寰志略》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近來談海外掌故者,當以徐松龕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馬之《海國圖志》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9]

  由此可見,徐繼畬的近代民族意識在當時首開風氣,為之后中國的近代化道路提供了方向和指南,對于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具有積極作用。

  四、結語

  十九世紀初中西方的直接碰撞,是近代國際關系發生轉折的重要節點,而中國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觀念在遭到西方列強打擊之后卻仍處于唯我獨尊的文化心態之中。在這一轉型時期,徐繼畬敢于打破傳統的天朝意識,從戰敗中深刻反思,主動以平等的姿態倡言學習西方并付諸現實,發展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不甘落后,變法圖強的先進人才和有識之士。他所具有的近代民族意識是前所未有的,對于中國之后的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真可謂中國近代民族觀念的啟蒙者。

  參考文獻

  [1]五臺縣志編纂委員會.五臺縣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7.
  [3] 白清才,劉貫文.徐繼畬集(一)[M].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652.
  [4]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94.
  [5] 徐繼畬.瀛寰志略(卷六)[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194-195.
  [6]平遙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平遙縣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9:605.
  [7]尹素敏.從經世走向洋務:徐繼畬[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
  [8]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省志(人物志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8:819-820.
  [9]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九)[M].北京:中華書局,1959:272.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原文出處:裴文花.論徐繼畬的近代民族意識[J].今古文創,2021(04):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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