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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發展的概況、影響及意義

來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 作者:張艾云,王玉林
發布于:2021-03-10 共9698字

  摘    要: 楊增新主政新疆時期按照“先北后南”的總體布局在全疆推廣水利建設。通過采取設立水利委員會、整合各方力量、將水利納入官員考核、切實解決水利糾紛等措施發展南疆水利建設。對南疆農業發展、社會穩定都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關鍵詞: 楊增新; 南疆; 水利建設;

  Abstract: When Yang Zengxin was in power, he promote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Xinjiang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The 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Xinjiang was developed by various means: setting up water conservancy committee,integrating various forces, integrating water conservancy work into official assessment and solving water conservancy disputes. These measure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southern Xinjiang.

  Keyword: Yang Zengxin; Southern Xinjiang;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楊增新在辛亥革命后取得新疆地方實際統治權,成為民國新疆史上治理新疆時間最長的一位地方實力派人物。有關楊增新的研究論著汗牛充棟,主要集中在楊增新治理新疆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學術界重點研究領域。近年來對于這一時期新疆農田水利建設作為一個專題進行討論也逐漸引起關注,其研究成果和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北疆地區,1對于南疆地區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水權糾紛,涉及南疆水利建設并未給予足夠筆墨。2有鑒于此,對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建設做一梳理。
 

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發展的概況、影響及意義
 

  一、民國初年新疆形勢及南疆興修水利原因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文明古國,我國著名學者錢穆曾說:“中國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農業上面的。”[1]新疆深居亞歐大陸腹部,地處祖國西北一隅,因其“關系民族安危”,又可能被別國利用“西征亞歐大陸”[2]14,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漢朝在西域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屯田以來,西域屯田就是歷代中央王朝邊疆治理的一個重要方略。民國初年的新疆,“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外蒙之狼貪”[3]111,新疆“協餉”斷絕,新疆財政困難重重。

  楊增新重視農業生產,認為“中華以農立國,數千年”[4]丁集上,908。對于擺脫新疆財政困境,楊增新認識到“新疆之財政困難極矣,欲救新疆之窮,當從振興農業始”[4]丁集下,1081。“值此財政困難之際,所有天山南北兩路各縣自應將農業極力提倡,以收殖民阜財之效果。”[4]丁集上,1017楊增新深知新疆農業的瓶頸在于水利,“新疆荒地甚多,不能大加墾辟者,實原于水源之不暢旺,水道之不流通”[4]丁集下,1077。新疆雖幅員遼闊,但“地多缺水”,“引水入地方能播種”[4]甲集上,122,“欲引水必須開渠”[4]丁集上,909。這成為楊增新在新疆大興水利的動因。

  在新疆水利建設總體布局上,考慮到新疆“經費”與“人力”的緊張,楊增新按照“先北后南”的戰略布局發展,即“先從北路各縣入手”,然后“漸及南疆”[4]丁集上,936。在北疆開渠“業經著有成效”之后,提倡南疆“亦應極力提倡”,“以期地利盡辟”[4]丁集下,1083。清末《中俄勘分喀什噶爾界約記》的簽訂以及英俄“私分帕米爾”等事件致使我國領土喪失,南疆邊防空虛,危機加深。英俄為達到在歐亞擴張的戰略目的,持續不斷將各自的勢力滲入新疆。民國初年,俄國以“新疆喀什地方不靖”,地方官“不能保護俄商財產”為借口,強行“出兵喀什”[2]1150,嚴重威脅著我國的領土和主權安全。

  另一方面,新疆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水資源利用率低,形成了地域上北多南少,季節上春旱、夏洪、秋缺、冬枯的情形。楊增新治理新疆期間,南疆在夏季易屢遭受水災。1912年8月,渭干河水勢暴漲,沖決河堤,致使沙雅縣“西鄉牙合布拉克、口角布勻、密爾扎沙朗、阿達阿塔克等四莊被災上中下地共計二千五百七十六畝五分六厘”,當年“應征額糧三十五石六斗六升七合六勺,額草五千六百三十一斤八兩,又棉花地課銀三錢七分,實已成災五六分不等”[5]第7冊,322。另據《政府公報》記載,1915年“焉耆縣屬庫爾勒地方二十二戶”發生水災,導致民眾“房屋倒塌”“渠口被水沖壞”“禾苗淹沒”。3且末、莎車、庫爾勒等縣屬村莊也遭受過水災,并且上呈中央政府,請求“緩征糧草”或“豁免糧草”。4在用水高峰時節,南疆地區則又因“人稠地狹(此處‘地狹’是指熟地少——引者注),窮民過多”[4]丁集下,1140,爭水事件時常發生。這些不僅不利于農業生產,而且加劇了百姓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負擔,對于社會的穩定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在此情況下,楊增新多次提出開渠以便墾荒,并防止“豪強占地”,以達到“惠及窮民”,解決民眾生計。

  二、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發展概況

  (一)楊增新興修水利的措施

  1. 設置專門機構——新省水利委員會

  1915年2月14日,中央政府機構全國水利局起草條例,通飭各省“設立水利委員會”。5然而,“時越一年,各省報告該會成立者僅有浙江、新疆、黑龍江數處”[6]。新省水利委員會的設立足見楊增新對新疆水利建設的重視。楊增新任命“劉文龍為該會主任、常任委員”,“寥振鴻、戴止騏、彭澤田”[4]丁集上,907-911三人為委員。新省水利委員會的職責是勘查全疆水利,制定水利章程,規劃水利建設,籌集水利建設經費等。新疆“先北后南”的水利建設總體布局就是楊增新率領水利委員會討論得出。

  此外,針對新疆缺乏“測量水道、察視土性、疏通地脈、比較肥料、變通籽種”等方面的專門人才,經楊增新積極籌措,直隸巡按使朱家實專門選派“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農業完全科畢業生徐正本、馬步云”[4]甲集下,169-170來新供職,充實新省水利委員會。

  表1 民國時期新疆水利委員會支付預算書統計(4)(單位:元)
表1 民國時期新疆水利委員會支付預算書統計(4)(單位:元)

  表1 民國時期新疆水利委員會支付預算書統計(4)(單位:元)
表1 民國時期新疆水利委員會支付預算書統計(4)(單位:元)

  根據筆者對《民國時期新疆檔案匯編》有關新疆水利委員會支付預算的統計,新疆水利委員會在實際運行當中比設計之初顯得更加精簡,水利委員會人員設置中主任一員,職員二名。另據檔案材料,水利委員會在1920年1月對水利委員會主任薪俸進行了調整,由原先的“每月支領湘平銀二百二十兩”調整為“月領薪俸湘平銀一百兩”[5]第25冊,309。1920年8月開始,對職員薪俸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其中一名職員的薪俸由之前的五十兩調整為“自本月份起,職員一員改支薪俸銀三十兩”[5]第28冊,226。另外,不晚于1923年1月,水利委員人員機構再一次調整,增加委員一名,裁撤職員兩名,改為雇員一名,“委員一員,月支銀十兩,雇員一員,月支銀十兩”[5]第34冊,486。

  自水利委員會設立后,楊增新開始通過水利委員會開始在新疆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新疆的水利委員會對南疆水利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規劃作用,使得南疆水利建設得以有序有效地進行。

  2. 興建水利設施

  水利委員會成立后,楊增新就開始整合新疆社會中的各方力量進行水利建設。當時全疆修建的水利設施主要分為“官辦”“民辦”“官民合辦”[4]丁集上,908三種,南疆也主要是這三種形式。

  官辦,是指政府負責籌集款項和人力進行水利建設。官辦又可細分為“撥隊兼辦”和“委員專辦”兩類。“撥隊兼辦”,又稱“派兵興辦”,這種形式南疆水利建設中雖有,但較為少見,這與軍隊素質不高和南疆人口稠密,不缺乏勞動力有關。鄯善縣知事張銜耀就認為“軍人素有積習,三人不及一人之用”[4]丁集上,961,在修尉犁之大渠之時,只是略有提及“將來或派兵隊興修”[4]丁集上,948;“委員專辦”是指由地方官勘查本地情況后,將所修“枝干各渠寬長”“需工需費各若干”“安戶分地”等情況上呈水利委員會進行規劃修渠方案,然后交由地方官或者鄉紳等督辦。他們用政府所撥款項去雇工匠、戶民來有償修渠修井。督辦者“月薪銀十二、五十、八十不等”[7]。在資金來源方面,官辦的資金來源于水渠的水租、灌溉所墾之田的地價、當地所辦工廠盈余、罰沒款項等。英吉沙所屬夏渠黑孜爾莊、沙雅縣屬渭干勃榜兩壩修渠等都是采取此種形式。南疆官辦水利修成后為了避免南疆豪強多占用民眾水地,“無論出何種價資,決不許賣”[4]丁集下,1049。

  民辦是指“民間自備工資、口糧,不領公款分文”修建水利設施。在開洛浦縣吉牙莊新渠時,因考慮挖渠的人“多系貧民無食”,該縣知事還發給“小麥五十八石”[4]丁集下,1167。民辦水利修建成功后,參與挖渠的人有領地“優先權”和“免繳地價”的優惠。另外,在納糧方面享有“初年免征,二年征半,三年全征”的權利。沙雅縣屬沙衣里克開新渠后,就按照“一百畝為一戶先盡挖渠之人承領”[4]丁集下,1163的章程執行。民辦之中財力雄厚者,可“獨大承辦”,如于闐群眾買買的敏一人就“歷年開修英爾斯塘大渠至長三十余里”[4]丁集上,967。當然,財力不足者也可“按地攤工”和“集股”修渠,焉耆縣屬六十戶開渠就是合工伙辦。與官辦相比,民辦可以減少開渠資金、人力的開支。

  “官民合辦”系官府和民間共同出資出力修水利。共同出資,如補修“哈螞溝至新平”的長渠,所需“費只千余金,官民各擔一半”[4]丁集上,948。另外,也有民戶籌錢,不足由公家補貼,以保證水利得以修成。共同出力,如且末縣屬英爾斯塘的民眾買買的敏開渠引水,“已通三十余里”,且末縣知事后又“續開五十余里”[4]丁集上,966。楊增新認為“官出資而民出力”這種官民合辦形式“易于成功”[4]甲集上,122。

  3. 疏浚舊有渠道

  新疆每經歷一次戰爭和動亂,就會造成已有渠道堵塞廢棄,水利設施癱瘓。因而每次動亂結束后,疏浚舊有渠道成為一個龐大的工程。理論上舊渠雖堵塞,設施齊全,一經疏浚即可使用,但在實際過程中疏浚舊有渠道費時費力。由于舊渠“淤泥深積,若舊址開挖工多日久,不如另開新渠,較為省力”[4]丁集上,916,因而在楊增新時期,新修渠道遠遠多于疏浚舊有渠道。南疆疏浚舊有渠道數量雖然較少,但疏浚舊渠的工程仍在繼續。沙雅縣縣屬西鄉羊塔協爾莊及波浪莊舊渠、焉耆縣縣屬十大舊渠等是由當地的戶民“自行修濬”[4]甲集上,1026,既不用費公款,渠道疏通后也不收戶民荒地地價。洛浦縣知事桂芬對南疆的舊渠修浚做了很多工作,將“塔瓦克明莊舊渠加寬一弓,長六里有奇”[4]丁集下,1172,但是他對舊渠的利用并不只是簡單的疏通。也有將舊渠疏通后,根據實際需要,與新渠相通,組成新的灌溉系統,在巷溝牙莊莊北“開挖新渠,接入舊渠以增水勢,再由渠尾另開新渠引至荒地前”,對附近荒地大有裨益。

  4. 水利納入官員考核

  民國時期新疆一些地方官“多有深居不出”,甚至有的官員“徒假手于差役、農約,敷衍查勘”[4]丁集上,960,不深入基層了解情況。而楊增新認為“地方官有一分熱心,地方事必有一分實效”[4]丁集上,969,所以如何管理地方官員,讓其在地方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就很有必要。針對此種情況,楊增新將水利建設納入“定地方官之考成務”[4]丁集下,1083,并制定出每年水利建設需滿足新開墾六十戶的具體標準。在水利建設方面,這些地方官員主要有領導民眾開渠、修渠,對水地造冊登記,解決水利引發的糾紛問題等職責。針對南疆水利建設中成績顯著的官員,楊增新頒發勛章以示鼓勵。

  表2 楊增新獎勵南疆官員水利政績(1)
表2 楊增新獎勵南疆官員水利政績(1)

  據《補過齋文牘》水利編記載,楊增新獎勵全疆水利事業貢獻卓著的官員共計12名,其中南疆就包括了8名,這既是對南疆官員的肯定,也是對南疆水利建設所取得成績的肯定。根據表2可知,開渠、墾地、安置百姓這三者是統一整體,水利開發是前提,墾地是手段,安置民戶是目的,政府官員是將三者有機聯合在一起的黏合劑,影響著水利開發的程度和所產生的社會治理效應。

  5. 切實解決水利糾紛

  新疆氣候干燥,水資源緊缺,水在民眾的生產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人民對水資源的擁有權和使用權的爭奪”所引發的水利糾紛“是當地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8],因而楊增新時期的新疆政府既注重水利的開發和建設,也注重對水利糾紛的解決,以緩和社會矛盾。縱觀楊增新時期南疆社會的水利糾紛,主要有“民眾之間,區域之間,民眾與政府間”[9],以及新疆本地與外國間的。針對不同原因引起的水利糾紛,楊增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發生在民眾間的水利糾紛,往往是由于部分民眾私占公共水資源而引起的。如在民眾莊稼急需用水時,伽師縣民熱合買提私修壩磨,并“擁眾赴伽署”抗違政府拆毀壩磨[4]丁集上,955。另外,由于地方官“重索”課稅、私收隱糧,江格艾思口莊戶民對墾地隱瞞不報,戶民“因澆灌隱墾不勻”而導致“爭水興訟”[4]壬集下,2925。南疆絕大部分地區自清末就形成了“水是依照土地的占有和名義上所出的田賦糧額而占有的”[10]水權分配原則,民眾隱瞞墾地不報,就打破了公認的水權分配原則,擾亂了政府對水資源的分配和管理秩序,繼而引起用水糾紛。同時也應該看到,這起民間的水利糾紛根本上是由于官僚階層的腐敗引起的。對于此類事件,楊增新通過拆毀壩磨,曉諭戶民呈報隱墾等,廢除部分人對水利的私自占有,重新分配水資源,重建水利管理秩序,以維護水利資源的公共性、共享性。

  地域之間的水利糾紛主要體現在區域之間,上下游之間。庫車、沙雅、托克蘇三地共用渭干河水,為了緩解多年的用水糾紛,1919年楊增新電令阿克蘇道尹,明斷“庫車從渭干河分水39.5%、托克蘇分水28.5%、沙雅分水32%”[11]的分水原則,并在分水閘口樹立了楊增新電令刻成的木牌,作為人們分水的依據。1916年楊增新計劃開墾孔雀河北岸一帶荒地,該地“全賴該渠(尉犁渠)修復引水灌溉”[4]丁集上,1030,并將尉犁渠納入新省1916年度水利工程建設當中,“預算數6 912元”[5]第14冊,180。尉犁渠水流經尉犁、焉耆兩縣,且“尉渠年久塌壤,無人經理”,又有“庫民承間挖水”,水務矛盾突出。在工程建設之前,為了避免“兩縣人民相率爭水,致滋轇轕”,楊增新委派勘渠委員張錫壽實地調查,經詳細奏報,“將渠界劃清”[4]丁集上,1029-1030。

  縣與縣之間的水利糾紛多與河道或水渠界限不明引起,而上下游爭水,則多由地理位置的不同而造成水資源控制力不同引起的。春耕農作時,“上游節節堵截,水不下泄,幾若旱海”,秋天農事完畢,下游地勢低洼之處“渠水涓滴歸河,又成澤國”,造成下游地區“有水患而無水利”[12]208-209。庫車縣“中南鄉上下十八莊地畝,原系共一渠澆水,上八莊地居上游,灌蔭便利;下十莊渠源較遠,水難達到,以故分水正持有年迄無了日”。為解決該鄉上八莊與下十莊戶民爭水,楊增新令庫車縣知事桂芬、委員陳宗器率眾挖寬水渠后,制定了“由下而上,輪流澆水”的章程。其結果不僅兩莊百姓“悅服此案”“渠道不無壅塞”,解決了兩莊多年的水利糾紛,而且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近來各莊日開新荒,民因勢利導以期水源活潑或另籌開源辦法,引水過渡,藉資灌溉”[4]丁集下,1100-1102。楊增新主要是通過規章制度對水資源明確分配來解決此種水利糾紛,但是從根本上解決南疆因地域不同造成的水利糾紛,應合理調控有限的水資源,提高南疆水資源的利用率。

  南疆民眾與政府之間水利糾紛體現為對水渠和河流的占有權。鄯善縣民眾匿名上訴當地政府開挖連木沁官坎與自己的“泉源有礙”,但是地方官認為“系百姓見官坎利厚,欲將公家之利益占為己有”[4]丁集下,1127-1128。烏什民眾烏勺自行開渠,該地方政府認為因此處“河渠系天然之水”,應該由民眾公共享有,于是楊增新批準了烏什道尹所請,將該渠“收歸官有”,并由承領荒地民眾支付的“荒價備抵”烏勺開渠費用,“不敷之數由公家承認”[4]丁集下,1160。

  近代以來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新疆作為中國西北的門戶也逐漸向外國敞開,邊境地帶糾紛也逐漸增多。1912年的“策勒村事件”就是于田縣民眾反抗俄商霸占當地水渠而引起的。地方官對于此,多是“異懦畏事,恒遂聽之”,或者“始有聞之,出而交涉”[12]240。在當時中國國力衰微,新疆內憂外患的情形下,對于外國人這些已經嚴重侵害到中國主權的行為,國家未能給予及時有力的回擊。

  (二)對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建設情況的分析

  1. 地點分布

  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建設的地點主要分布于鄯善、焉耆、尉犁、若羌、且末、輪臺、庫車、沙雅、阿克蘇、烏什、巴楚、喀什、英吉沙、莎車、洛浦等地。其中又以莎車、阿克蘇、洛浦、鄯善、巴楚、沙雅、輪臺、且末等地的水利發展的最好,其所在地知事被楊增新表彰,獎給勛章。可以看出,因河流兩岸土地適合墾殖,所以水利開發的地點大多沿河流分布以便開渠。同時,地點多為交通要道和戰略要地,如巴楚“地當孔道,扼諸大國之沖”“葉爾羌、喀什噶爾兩河,橫貫東西,兩岸多沃壤,可耕植”[12]208。這與國家在南疆的戰略布局有關。

  2. 水利技術

  楊增新時期,新疆修建渠道多用人工土法開挖,很少引入機器開挖,鞏固渠壩則往往采用種植樹木和編筐裝石的方法,水利技術較為落后。如號稱水利建設“全疆之冠”的知事劉人倓在莎車“渠邊栽植楊柳已達五萬余株”[4]丁集下,1169,種柳樹在當時看來已經是既簡單易行又行之有效的好辦法。烏什戶民在湖瑪拉克河筑壩堵水,剛開始“所筑之壩僅用木架支撐”,后擔心難以持久,采用“柳條編筐、中集石子、砌立洪流(紅柳,筆者注)”[4]丁集下,1131的方法,使壩基堅固。在灌溉上,挖渠灌溉或者“照地筒車辦法激水蔭注”[4]丁集下,1121。南疆且末、和闐、洛浦等地百姓總結出“高坡開田,渠水利便”的生產經驗,即利用“上流陡急,沖力最猛”[12]270的原理,因其勢而利導之,將水引向高處進行灌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對土地的利用率。新疆的水利建設總體上因受當時社會和資金等方面的局限,技術較為落后,造成水資源利用率不高,繼而影響到了南疆農業生產的發展。

  三、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發展的影響及意義

  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的發展雖然是在解決新疆財政困難的背景下實行的,同時也對促進南疆農業發展、保障民眾生活、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有著積極促進作用。

  (一)促進南疆農業生產,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楊增新時期,在南疆開墾土地的同時大興水利,在擴大耕地面積的同時,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根據表3我們可以看出,自1915年楊增新在南疆興修水利后,南疆糧食收成分數整體呈上升趨勢,反映出南疆開渠屯田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16年、1917年、1920年中,除1916年阿克蘇道秋禾“六分五厘”略低于全疆平均收成分數“六分七厘”外,南疆其余各道夏秋禾皆高于全疆的平均收成分數,這與南疆大興水利是分不開的。南疆水利的興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生產力,促進了南疆農業的進步,推動了南疆社會經濟的發展。

  表3 新疆1916—1920年糧食收成分數(1)(單位:分)
表3 新疆1916—1920年糧食收成分數(1)(單位:分)

  注:1.塔城道:塔城收成分數,1916年以塔城縣形式納入伊犁道計算,1917年以塔城道單獨計算;2.阿山道:1919年阿勒泰劃屬新疆省管轄,改為阿山道。

  (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維護南疆社會穩定

  楊增新時期在南疆大興水利,從而為開墾荒地提供了可能性。謝彬1917年到達南疆時已經感受到開渠所帶來的變化,如庫車“其地昔皆戈壁,今藝果園數十畝,蔚然成林,新綠可愛”;阿克蘇“沿途道柳成行,渠水交錯,良田萬頃,村莊稠密,饒有江南風景”[12]191,203。這些都是興修水利所帶來的益處,這對新疆所處的地理環境和干旱、半干旱氣候來說是不易的。墾地的增多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全疆包括南疆的糧食產量也因之提高。“民國七年種植面積雖然比民國四年少756 277畝,但產量卻比民國四年增多1 402 688.5石。”[13]南疆水利的發展推動了新疆糧食產量的提高,這對于緩解當時南疆“人稠地狹”的緊迫狀況,提高民眾生活水平,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楊增新在全疆推行開墾荒地,安插游民,并創造了“軍屯民租”的方式,“消除了游民的潛在隱患”[14]。但相較于北疆,楊增新在南疆移入游民、流民較少,安插當地的貧民較多。如前文所述,楊增新認為當地的貧民具有穩定性,更有利于開渠墾荒事業的開展。這雖然不利于新疆人口的流動和資源的合理分配,但客觀上維護了南疆社會一段時間內的穩定。

  四、結語

  楊增新履新之初新疆“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外蒙之狼貪”,新疆正值“危亡之秋”之際[3]111。楊增新主新期間“改良政治,開渠墾荒,平定內亂,抵御外辱”[15],對于水利建設楊增新認為“竊維富國裕民之道,首重墾荒,墾荒必以治水為前提,而治水端在修渠”[5]第27冊,379。楊增新時期水利建設是在國力衰微、新疆財政困難的背景下興修的,是民國水利的初興,為其后新疆水利建設和開墾荒地奠定了基礎。南疆水利建設根據南疆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發展南疆水利。這對南疆農業發展,維護社會穩定都有積極促進作用。受時代的局限,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的發展也有其不足之處,但總的來說楊增新時期南疆水利發展取得了較大成績,是新疆農業史和水利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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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479.

  注釋

  1相關研究論著有:陳慧生《略論楊增新倡導開渠墾荒》,《新疆歷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79-92頁;欒海榮《楊增新與北疆水利》,《昌吉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第72-75頁;吳福環、彭森鵬《民國時期新疆的農田水利建設與環境變遷》,載殷晴、田衛疆主編《歷史時期新疆的自然災害與環境演變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5-143頁;葛浩《民國新疆漢族鄉村社會水利運作研究》,《石河子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第108-113頁;何永明《穩定與發展:楊增新治理新疆研究(1912-1928)》,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217-227頁;劉玉皚、郭勝利《民國初年新疆坎兒井建設及其社會生態研究》,《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2期,第52-57頁;武明明《民國時期新疆水利發展研究》,烏魯木齊:新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龍國仁《試論1933-1937年伊犁土地糾紛原因及解決機制》,《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第106-110頁。
  2相關研究論著有:田衛疆《民國時期和田“水利社會一瞥”--以新披露的檔案資料為中心》,《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3年第2期,第1-4頁;武明明、姚勇《民國時期新疆南疆地區的水利紛爭與鄉村社會》,《前沿》,2013年第14期,第152-153頁;李德政《民國時期南疆農村水權糾紛的社會學分析--以〈南疆農村社會〉和田地區檔案資料為依據》,《中國農史》,2016年第5期,第92-99頁;娜迪熱鐵木爾、丁亞文《民國時期和田地區水利糾紛探析》,《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8年第4期,第79-82頁;娜扎開提·加馬爾丁《民國時期我國喀什噶爾地區水利發展概述》,《文物鑒定與鑒賞》,2019年第2期,第72-75頁。
  3(1)參見徐世昌《新疆巡按使楊增新呈為轉報焉耆縣屬庫爾勒地方二十二戶地畝被水成災大概情形仰祈鈞鑒文并批令》,民國《政府公報》,1915年10月18日,第1237號。
  4(2)參見陵征彈《將軍銜督理新疆軍務巡按使楊增新奏焉者縣屬庫爾勒等莊戶被水成災委勘明確懇請緩征糧草請訓示摺》,民國《政府公報》,1916年2月2日,第28號。
  5(3)參見徐世昌《新疆巡按使楊增新呈組設新省水利委員會先將辦理水利情形略陳梗概乞鑒核文并批令》,民國《政府公報》,1915年6月9日,第1109號。
  6(4)數據來源:《民國時期新疆檔案匯編(1912-1927)》第22冊463頁,第23冊298頁,第25冊1、77、309、449頁,第26冊136、380頁,第27冊96、256、489頁,第28冊226頁,第30冊420頁,第31冊156頁,第34冊486、490、533頁,第35冊372頁,第40冊62、67頁。
  7(1)數據來源:楊增新《補過齋文牘·丁集下》,載李毓澍《中國邊疆叢刊》第一輯第十四種,影印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1167-1178頁。
  8(1)數據來源:根據《政府公報》1917年第436號《新疆省長兼署督軍楊增新呈大總統轉報新疆省屬民國五年夏秋禾收成分數文》;1918年第871號《新疆省長兼署督軍楊增新呈大總統轉報新疆省屬民國六年分夏秋禾收成分數文》;1921年第1924號《新疆省長楊增新呈大總統具報新疆省所屬各縣民國九年夏秋禾收成分數繕單呈鑒文》整理。

作者單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黨校屯墾研究所
原文出處:張艾云,王玉林.楊增新時期新疆南疆水利建設[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49(02):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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