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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富國裕民、生產分配及社會分工倫理思想

來源:山西財政稅務專科學校學報 作者:王木林
發布于:2021-03-25 共4974字

  摘要:儒家經濟倫理思想是中國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產物,它不完全適應于現代市場經濟,但和市場經濟也不是根本對立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必須以中國文化為基礎,要有中國特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就是通過市場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達到共同富裕,而儒家倡導以社會效益為本位、以義為上的經營理念正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相契合,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資利用的寶貴傳統文化遺產。儒家的義利并舉、富國裕民、生產分配、社會分工等經濟倫理思想對當代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傳統文化; 儒家思想; 經濟倫理;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源遠流長,而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則是儒家文化的瑰寶,也是中國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發展的結晶,它雖然不完全適應于現代市場經濟,但也可與市場經濟相融通。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要秉持"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原則,既要吸收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經驗,也要對儒家文化中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充分加以利用,作為我們吸納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的本土文化資源。儒家的富國裕民、生產分配、社會分工等經濟倫理思想對當代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經濟

  一、富國裕民倫理思想

  儒家重義,但也不輕利,認為社會秩序的和諧、政治統治的成敗與國家的興亡都必然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因此,儒家把物質財富的生產和積累作為其實現治國平天下這一政治抱負的基本前提。第一,富國富民。荀子認為,富國是"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荀子·王制》)"足君"或"上富"即"富國庫",這是狹義的"富國","足民"或"下富"即"富民"."兼足天下""上下俱富"既包括狹義的"富國",又包括"富民"在內的廣義的"富國",這樣就把"富國"與"富民"統一起來了。"富國"與"富民"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統一,關鍵在于采取什么途徑來"富國庫".如果統治集團不注重發展生產,而一味憑借強取豪奪,那么"富國庫"與"富民"是相互矛盾的;若注重發展社會生產,則是相互統一的,"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荀子·富國》)第二,重農強本。在儒家生活的時代,農業生產是社會財富的主要源泉,所以農業被儒家看作富國裕民之本,受到高度重視。荀子說:"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荀子·王制》)只有強農業之本,才能富國裕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也把農業看作解決民眾衣食的財富源泉,強調必須重視農業。第三,政在節財。社會財富的積累,一方面靠生產,另一方面要靠節儉。孔子把節儉看作富國裕民的重要手段。他說:"政在節財。"(《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又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荀子將實現富國的途徑概括為"強本節用"."節用"指節約消費,尤其是指節省國家的各種開支費用。他一再強調"務本節用財無極"(《荀子·成相》),"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而"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天論》)并且強調要開源與節流并重。他說:"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荀子·富國》)只有開源節流,才能創造和積累財富,廣開源,善節流,才能富國裕民,即所謂"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國》)宋明理學家們發揚先秦儒家的節儉精神,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思想,完全否定了人們享受物質財富的合理性,走向了禁欲主義。荀子首先指出"萬物同宇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并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荀子》所謂"數"與"生",都是從一種必然性的角度論述自然與人、人與人關系的方式。就"富國"而言,這是所有君主的共同目的,也是君主統治天下的必要物質基礎,但并不是每一個君主都能夠找到實現這一目的的正確方式。荀子認為,君主欲"富國",只有處理好"富國"與"裕民"之間的辯證關系,才有可能實現。荀子的"富國裕民"思想雖然強調了"裕民"的基礎地位及意義,但是荀子不像孔子和孟子那樣堅持一種道義論的經濟倫理學說,而是主張一種具有功利主義的經濟倫理思想。荀子的"富國裕民"論具有一種國際政治學的視野,在荀子所處的時代,經過"戰國七雄"的長期戰爭與兼并,全國已經出現了統一的趨勢。實現國家統一的方式存在"王道""霸道"和"強道",荀子認為,"王道"是以得民心為主,以仁義治理天下,即所謂的"仁政".荀子的"富國裕民"論是以國家的富裕為目的,以"下富則上富"為邏輯紐帶,以"以政裕民"為途徑,其中既繼承了傳統儒家的德政思想,又滲入了東方法家即管子學派的功利主義思想。荀子十分強調"政德",對于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既提出"以政裕民"的經濟倫理學命題,又提出"以德役力"的經濟倫理學思想。這些思想的提出意味著傳統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開始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變。儒家強調強本節用、開源節流的思想與現代經濟理念是相吻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又是一種靠資本驅動的經濟,只有在充分的資本積累的前提下,商品生產才能發生,經濟的發展才可能持續。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提倡節儉的精神在客觀上促進了對資源的合理保護,可以糾正西方享樂主義帶來的弊端,在資源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二、生產分配倫理思想

  孔子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的財富生產倫理思想。"利"不僅僅指物質生產,"民之所利"還包含了生產活動在內。他認為,財富的生產依賴于自然力量的作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天"代表了一切自然力量,其作用是超出人們支配之外獨立運行的,對于"民之所利"應該因勢利導,不必過多干涉。對于財富的生產,孔子不贊成君子等士人階層直接參加生產活動。"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孔子認為儒者根本不應參加農業生產,那些都是"小人"所做的事。統治階級只要講究禮、義、信,就可以招徠人民為他們生產,不必親自參加勞動,也不必懂得生產知識。孔子還反對儒者從事工藝活動,他批評魯國大夫藏文仲三不仁之一就是其"妾織蒲"(《左傳·文公二年》),與民爭利。他指出:"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這種主張成為后來在知識分子階層中廣為流傳的"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經典思想。此外,孔子對商業貿易持認可的態度,在中國古代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自給自足,滿足自身的需要,因此商業活動并不是普遍的社會現象,商業的地位也無法和農業、手工業相提并論。先秦諸子各家普遍有重農輕商的思想,但是,他們對商業并非都采取排斥的態度。孔子針對春秋時財富分配不均、差距懸殊的現實,提出了"均無貧"的分配思想。他說:"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孔子是站在"有國有家"的統治者立場上,抱著維持社會安定的目的談分配的多寡的。即使社會財富足夠豐富,但如果不能合理分配,使其中一部分人無衣無食,無法維持基本生存,則這部分人必然會怨恨、反抗,最終導致社會混亂。相反,如果社會財富并不豐富,但能進行合理分配,保證貧者能夠維持基本生存,則社會就會安定。故君主治國,應把重點放在對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上。當然,孔子提出"均無貧"的分配觀并不是主張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財富的平均分配,搞平均主義。儒家提倡和維護的是一種宗法等級制的社會,絕不可能有均貧富的平等思想。孔子"均無貧"分配思想的實質是主張在社會各階層中實現一種貧富不甚懸殊的財富分配狀態,保證沒有人因無法維持基本生存而產生怨恨情緒,進而起來反抗統治者。儒家"均無貧"的分配觀是從維護國家穩定的立場出發,要求統治者不要過分盤剝民眾,要保證他們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使其能夠正常生產,以供養統治者。儒家"均無貧"的分配觀既不是絕對的平均主義,也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分配,所以沒有絕對公平可言。但是,儒家對社會財富分配與社會秩序之間關系的探討具有重要意義。

  三、社會分工倫理思想

  春秋時期,管仲提出的"四民分業定居"是我國最早的社會分工倫理思想。從孔子強調"君子"之學在于"學道"而非"學稼"以來,儒家對于自己的社會角色有一種自覺的理論定位,就是要成為社會政治的管理者或教育者。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勞動倫理思想,提出了著名的觀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這是孟子封建等級思想在勞動倫理觀上的反映。因為,在孟子看來,"勞心者"與"勞力者"既是一種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勞動分工,也是一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社會身份的等級之分,這兩者之間具有一種同構關系,認為是"天下之通義",具有永恒或客觀規律的性質。對于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分工現象,孟子都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是歷史的必然現象,是社會經濟進步的表現,分工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孟子還從歷史的角度指出,從唐堯時代開始,就已經有了社會分工,而且隨著社會發展,這種分工越來越細,社會分工成為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孟子還充分肯定了商業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認為既然各行各業的事情不能由一人來完成,那么就必須有人來溝通社會的不同分工,這種人就是商人。孟子認識到了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國家不論大小都得有"君子"和"小人".同時,孟子還論述了農業與手工業、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社會分工,當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個人及家庭不能僅靠自己的勞動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產品,不能一切都自給自足,只能自己專門從事或者主要從事一種生產勞動,而以自己的勞動產品與其他生產者交換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產品。他認為治天下是"大人"或"君子"之事,也是"勞心"之事;百工、農耕是"小人"或"野人"之事,也是"勞力"之事。"勞心者"是統治者,"勞力者"是被統治者,被統治者必須供養統治者,統治者應受被統治者的供養,這是普遍的規律。"勞心者"與"勞力者"彼此之間是互相需要的關系,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由自己來完成所有事情。孟子把社會分工與發展產品交換聯系起來,把"君子"和"小人"的社會功能放在交換的行列中加以考察,在經濟倫理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積極意義。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強調經濟運行和生產管理過程中的倫理手段,注重管理者的倫理素質和人際間的協調和諧,主張"施仁政",以德服人。"勞心者"與"勞力者"之分并不包含道德評價的成分在內,毋寧說它更具有功利主義價值論的性質。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勞心者"與"勞力者"之別又是與其"君子"與"小人"之辨相對應的,也就是說它內在地蘊含了一種道德評價的成分在內。

  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儒家倡導的義利并舉的價值觀、富國裕民的資政觀、"貧無貧"的分配觀、開源節流的理財觀均與現代市場經濟理念相吻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走市場經濟之路,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需要有大量高素質商人參與。儒家以社會利益為本位、以義為上的經營價值觀可以轉變人們對商人唯利是圖的看法,吸引更多有志有識之士參與到商業活動中。儒家文化更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利用的本土文化資源。人們的行為方式總是受到自身文化傳統的制約與影響,因而文化傳統是影響和制約市場制度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傳統中,市場制度必然具有不同特色。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必須以中國文化為基礎,要有中國特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就是通過市場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達到共同富裕,而儒家倡導以社會效益為本位、以義為上的經營理念,正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相契合,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資利用的寶貴傳統文化遺產。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

  參考文獻

  [1]王小錫。略論先秦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及其現代經濟意義[J].學海,1997(3)。

  [2]唐凱麟,曹剛。重釋傳統: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評估[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3]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原文出處:王木林.先秦儒家經濟倫理思想闡釋[J].山西財政稅務專科學校學報,2020,22(04):45-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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