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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的四條倫理準則總結

來源:萍鄉學院學報 作者:羅小燕
發布于:2021-03-25 共12835字

  摘要:近年來,共享經濟快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也產生了諸多新的倫理問題。在共享經濟條件下,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物的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各種利益關系發生了深刻調整,需要正確的倫理準則加以引導。從經濟倫理的起源來看,經濟倫理既內生于并服務于經濟活動,又有超出于經濟活動的外生性。結合共享經濟條件下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變化以及當前的時代特點,可以將共享經濟的倫理準則歸結為四個方面:在處理人與自身的關系上,要遵循自由全面發展的倫理準則;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要遵循平等互利的倫理準則;在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要遵循集體主義的倫理準則;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上,要遵循節約環保的倫理準則。

  關鍵詞:共享經濟; 倫理內生性; 倫理外生性; 倫理準則;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brought about not on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but also many new problems of ethic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relation of people themselves,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and society, people and things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various interest relationship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adjustments, which require correct ethical codes to gu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of economic ethics, it is not only endogenous and serves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also has exogeneity beyond economic activities. Combining the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era, the ethical code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aspect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o handle the relation of people themselve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to handle the relation of people, collectivism to handle the relation of people and societ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handle the relation of people and things.

  Keyword:sharing economy; endogeneity of ethics; exogeneity of ethics; ethical code;

共享經濟

  引言

  過去十多年間,通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來實現閑置和低效利用資源有償共享的共享經濟模式快速發展。共享經濟以更低廉的成本、更便捷的服務、更多樣化的產品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好的體驗,在促進創新創業、擴大有效供給、促進靈活就業、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社會治理、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共享經濟條件下,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物的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進而引起人們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需要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倫理規范體系,以指導各利益相關者的道德判斷、道德選擇和道德行為。但是,由于共享經濟形成的時間還不長,人們對于共享經濟條件下利益關系變化的認識還不夠深入,還未能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倫理規范體系,為共享經濟倫理問題的發生埋下了隱憂。

  事實上,共享經濟的倫理問題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Oliver David和Statler Matt認為共享經濟引發了許多與宏觀經濟、企業和個人相關的倫理問題[1];崔聰、胡雁楠分析了共享經濟參與者漠視公共利益、公共責任利益淡化、公共規范意識缺失等問題[2];張鎖超分析了網約車監管引起的公平問題、風險資本的過度競爭問題以及網約車對出租車行業造成了沖擊[3];曹志濤分析了共享經濟下的組織,認為共享經濟模式下組織邊界、組織關系、組織契約分別呈現出模糊化、多元化、松散化的特點[4];Gonzalez-Padron和Tracy借助利益相關者理論、信用理論、制度理論探討了共享經濟營銷渠道的合法性問題[5];高明、文成偉認為共享經濟中信息技術的應用在"解蔽"消費的同時也可能會形成對消費的"遮蔽"[6];李飛翔、譚舒對共享經濟下的隱私倫理表達了深切的憂慮,認為共享經濟極大提升了公民隱私泄露的風險大大提升[7];Edelman等認為,信息透明化便利了共享主體歧視行為的發生,不利于共享經濟發展[8].針對共享經濟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馬忠新指出,制度文化因素既是催生共享經濟的重要因素,也是共享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障,只有以相應的倫理道德和制度文化為支撐,共享經濟才能避免道德風險的發生[9].

  實踐性是經濟倫理學最顯明的特征。現有研究雖然對共享經濟的倫理意蘊和倫理影響有一定探討,但結合共享經濟實踐來探討共享經濟的倫理實然、倫理應然,進而提出相應倫理準則、倫理規范以及倫理對策等的研究還付之闕如。在共享經濟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各國政府對共享經濟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態度,相關法律法規還很不健全,探討共享經濟活動的倫理準則,無疑是經濟倫理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經濟倫理的內生性與外生性

  把握經濟倫理的本質,是探究經濟活動和經濟倫理二者關系的一個基本前提。根據學者提出的"從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從本質上認識事物"[10]的研究思路,研究經濟倫理的起源,有助于更好揭示經濟倫理的本質,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經濟活動與經濟倫理之間的關系。從經濟倫理的起源來看,經濟倫理既內生于并服務于經濟活動,又有超出于經濟活動的外生性。

  (一)經濟倫理的內生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倫理作為人的意識,作為觀念和行為規范,是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有機部分,歸根到底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相互關系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為此,人類全部倫理觀念和倫理規范,從根本上說是內生于人的經濟活動實踐的。經濟倫理的內生性,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

  1. 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不同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人與人、人與物的不同結合方式,進而對生產活動中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不同要求,這些要求構成了經濟倫理規范的基礎。當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時候,作為個體的人在蠻荒的自然中顯得渺小和脆弱,憑單打獨斗難以應對自然提出的種種挑戰,難以獲取基本的生存資料。這時候,人們共同勞動,勞動產品由集體統一分配和共同消費,建立在合作和協同基礎上的集體主義原則成了最重要的經濟倫理原則。當生產力水平得以一定發展以后,生產活動中個人擺脫了對集體的絕對依賴之后,經濟活動的開展又對生產資料占有形式,生產組織形式,產品的占有、使用、交換、分配、消費形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個人主義逐漸取代集體主義成了經濟活動最重要的倫理原則。當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人的主體性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資源和環境問題開始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瓶頸因素,生產中的利益關系則不僅表現為同一時代不同群體索求自然資源中的矛盾,而且發展成為代際的利益關系,雖然個人主義原則仍然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倫理原則在發揮作用,但對下一代人生存和發展需要的保護又對人們的生產目的、生產方式、產品的分配和消費等提出新的倫理準則和倫理規范。

  2. 維護人們共同經濟利益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認為,包括道德觀念在內的意識"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11]".在集體主義盛行的原始社會,個人依賴于集體而生存和發展,并不存在超出于集體利益之外的個人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人們的經濟利益目標相對來說比較一致。在勞動分工和私有財產出現之后,人們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交往日益常態化、復雜化,人與人之間、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利益矛盾也趨于多樣化、復雜化,為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維護人們的共同經濟利益,就必然要求確立特定的倫理準則和倫理規范。這意味著,在人與倫理的關系中,主體是人而不是倫理,不是倫理決定人,而是人決定倫理;不是先有倫理規范,再要求人們去遵循倫理規范,而是先有了人們維護共同利益的需要,這種需要決定了要建立起什么樣的倫理規范體系。正如施泰因福特(Ulrich Steinvorth)所說:"一種行為或機構是好的或合法的,可允許或被認可的,是因為人們認定它們是好的或合法的,因為人們允許或認可它們。"[12]可見,在任何經濟形態下,無論是經濟倫理的總原則還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中的具體倫理原則,無不體現了對人們共同利益的維護。

  (二)經濟倫理的外生性

  經濟倫理作為人的意識、觀念的一部分,歸根到底是經濟實踐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但是,由于人的意識的滯后性、片面性,人的倫理觀念形成的長期性、復雜性,以及經濟活動實踐的持續發展性,從短期來看,人們的經濟生活實踐并不會自然導致與之相適應的并能為之服務的經濟倫理,經濟生活和經濟倫理在很多時候并非平行發展、一一對應的關系。此外,由于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社會生活、家庭生活等的不可分割性,經濟倫理和人們在其他生活領域中的倫理也絕無清晰的界限。經濟倫理的外生性,是指經濟活動中應遵循的倫理準則和倫理規范,或者說人們在進行經濟活動時實際遵循的倫理規范,并不全然來自于經濟活動的要求,還會受到經濟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深刻影響。

  以"經濟自由"倫理準則為例。經濟自由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項基本倫理原則,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備受推崇。但是,從各國的經濟實踐來看,絕對的經濟自由過去沒有存在過,將來也不可能會真正出現。事實上,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同時也是政府頻頻出手干預經濟政策進而介入人們經濟生活的過程。人們的政治倫理決定了人們對于自由的理解,進而決定了"自由"一詞在人類全部活動中的理解。霍布豪斯在論述英國自由主義發展時寫道:"早在1802年,英國就開始制訂一系列法律,從這一系列法律中產生一部年復一年注視工人生活以及工人同雇主關系的工業法典,并訂出更多細則。這個運動的初期階段被許多自由主義者以懷疑和不信任的目光看待。目的當然是保護弱的一方,但是方法卻是干涉契約自由。……盡管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堅決的自由主義者也不僅終于接受,而且還積極促進擴大政府對工業領域的控制以及在教育方面,甚至撫養兒童方面、工人住宅方面、老殘病弱照顧方面、提供正常就業手段等方面實行集體責任。"[13]可見,由于經濟、政治、道德的相互依賴性,經濟倫理的理論和實踐都與政治法律問題密切相關,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倫理必然會打上政治倫理的烙印。在我國,政治倫理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這種密切聯系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田秀云(1998)就曾對二者的交叉性和交互作用進行了論證。一方面,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運轉、完善過程中,城鄉差距、貧富分化、市場失靈、政府及其決策者的行為有著豐富的政治倫理意蘊,政治倫理常常深嵌于經濟之中;另一方面,"包括集體主義的價值導向、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愛國主義的政治道德責任感、為人民服務的政治道德精神、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穩定的政治秩序等方面的內容"[14]在內的政治倫理對于保障經濟有序運行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共享經濟的倫理準則

  從經濟倫理的內生性來看,人們在經濟活動中遵循何種倫理準則,歸根到底取決于經濟基礎,取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共享經濟脫胎于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下的一種新型經濟模式,與傳統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相比較,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礎都發生了較大變化,引起了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物等諸多關系的變化,必將在市場經濟倫理規范的基礎上生發出新的共享經濟的經濟倫理。從經濟倫理的外生性來看,共享經濟活動中人們應該遵循的倫理準則還受到當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倫理、環境倫理、社會生活倫理等其他領域倫理觀念、倫理準則、倫理規范的深刻影響。結合共享經濟條件下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變化以及當前的時代特點,本文將共享經濟的倫理準則歸結為四個方面:在處理人與自身的關系上,要遵循自由全面發展的倫理準則;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要遵循平等互利的倫理準則;在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要遵循集體主義的倫理準則;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上,要遵循節約環保的倫理準則。

  (一)自由全面發展準則

  自由全面發展準則是共享經濟條件下處理人與自身關系的倫理準則。其要旨在于:人們在創造財富、追求"物欲"滿足的同時,要擺脫物的奴役,更多地關注自身精神需要,實現精神解放,還原人作為人的崇高性,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把金錢視為具有魔力或法力無邊的神予以崇拜的拜金主義發展成為在全社會占支配地位的倫理觀念。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這種倫理觀念為人們努力工作、積極創造社會財富提供了激勵,進而在某種意義上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但是,拜金主義引發對財富的追逐,物質主義、個人主義、自我認同信念進一步強化占有權觀念[15],對物質財富的過分關注,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共享經濟條件下,物對人的奴役將極大弱化,拜金主義對人的毒害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為人的全面發展奠定基礎。

  首先,共享經濟下的信息化生產力使得現有財富的使用價值得以快速放大和充分利用,使用權和所有權的適度脫鉤使得資源的非排他性重復利用成為現實,人們不需要占有資源,也能以較小的經濟代價利用他人擁有的資源來滿足需要。受此影響,人們的財富觀將發生微妙的變化,對資源"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使用權取得了對所有權的優先地位,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過于關注是否擁有某些商品,通過占有財富多寡來對人進行評價的心理基礎將被逐步抽離。

  其次,在共享經濟條件下,滴滴、優步、愛彼迎、途家等生活服務類共享平臺,閑魚、轉轉、只二等二手物品再流通平臺的興起,極大地提高了人們滿足基本物質需要的效率,極大地節約了處置二手物品、洗衣、做飯、出行、信息獲取等活動的時間成本,幫助人們擺脫日常瑣事羈絆,為人們追求娛樂休閑、學習充電、事業發展、自我實現等更高層次需要的滿足提供了時間和精力保障。

  再次,研發設備(如米格實驗室)、生產設備(如阿里巴巴淘工廠、沈陽機床I5)、辦公場所(如Wework,騰訊眾創空間)、物流能力(如運滿滿、貨車幫)等各類生產性資源共享平臺以及豬八戒網、得到、在行等知識付費共享平臺的興起,可以有效地解決普通大眾創新創業中可能遭遇的各種硬件、軟件瓶頸約束,為人們發揮特長、發展興趣、創新創業掃除了各種障礙,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

  (二)平等互利準則

  平等互利準則是共享經濟活動中人們處理人與人關系時應遵循的經濟倫理準則。平等互利準則是指人們作為平等的主體參與經濟活動,互利合作以達到共贏的目的。

  1. 共享經濟下的平等準則

  以市場經濟制度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國家,無不推崇平等價值觀,將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作為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平等從未實現過,經濟不平等才是雖令人遺憾卻是我們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對于經濟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經濟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理解。皮凱蒂認為,"資本回報率大于經濟增長率"是資本主義財富分配的核心定律,而不同群體在資本占有上的不平等,是財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馬克思則將經濟分配不平等的根源歸之于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16].在共享經濟條件下,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共享平臺重新定義了消費品和資本的邊界,重新定義了生產組織形式,重新定義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線,重新定義了雇傭關系,為經濟活動參與和經濟分配上的平等創造了條件。

  首先,共享經濟平臺解構了消費品(尤其是耐用消費品)使用權的排他性以及資本的專有性,使得分散、閑置的消費品成為可以用來生產產品和服務的資本。在全球經濟經歷了長期較快發展的背景下,人們無論貧富,都擁有了一定數量的消費品(如汽車、房產、工具設備、圖書資料、玩具、衣物,等等),且很多消費品經常處于閑置的狀態。在傳統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使用權的排他性,消費品所有者一般不會將自身的閑置資源與他人無償共享,也由于過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無法找到愿意支付一定費用使用這些資源的潛在顧客,閑置資源"資本化"面臨重重困難。在共享經濟條件下,共享平臺通過整合供需信息形成巨大的信息資源庫,并實現供需就近即時匹配,使得這些閑置了的消費品得以進入市場,成為能夠不斷創造新價值的"資本".這樣,人人都能憑借自己的存量資源參與到生產中來。在這個意義上,市場經濟中人們參與經濟機會上的不平等被部分熨平。

  其次,在共享經濟人人都攜帶自己的存量資產參與生產的條件下,勞動對資本的依賴關系將大大削弱。勞動者擺脫了對資本的依賴,傳統的以公司為中心的生產組織形式將逐漸式微,傳統的基于雇傭關系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將被逐步取代。雖然共享經濟沒有動搖財產私有制的基礎,但卻削弱了私有制下資本家對工人進行經濟剝削的基礎。共享經濟下個體生產者提供產品和服務取得收入,消費者支付費用購買產品和服務以滿足需要,沒有了傳統模式下公司作為生產組織者對勞動者的經濟盤剝,馬克思所說的財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也將部分削弱。雖然共享經濟企業根據其平臺為交易正常開展所做的貢獻收取了一定的服務費,但在實踐中服務費用通常是由共享經濟供需雙方共同來分擔的。現有研究已經表明,共享經濟下的勞動者可以獲得較之于公司制雇傭關系下勞動者更高的經濟回報。這說明,共享經濟對于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有一定的平抑功能。

  2. 共享經濟下的互利準則

  共享經濟的本質在于"共享".而共享的社會心理前提在于人們遵循互利準則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共享經濟倫理的互利準則,既是共享經濟形成的倫理根源,也是共享經濟健康發展的內在動力。

  近代以來,資產階級思想家霍布斯、孟德維爾、愛爾維修等人,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把利己當作人的不變本性,將利己主義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道德學說。與此相對,休謨、康德、叔本華等諸多哲學家認為,利己主義無論從動機上還是從行為上都難言高尚,并且蘊藏著不道德的風險,只有走出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將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置于自我個人利益之上的利他主義才是有道德的。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將利己和利他對立起來,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理論架構,引發了利己主義"有人性無德性"、利他主義"無人性有德性"的人性與德性兩難[17].本文認為,之所以會有這種所謂的"人性與德性兩難",與人們對人與人關系的狹隘理解不無關系。初期人們在處理人與人關系時,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狹隘地理解為經濟利益關系,而忽視了人與人關系的多元性。韓東屏先生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從狹隘的經濟利益擴展為包括物質資源、情感資源、智力資源在內的"廣義的利",進而將市場經濟下的朋友關系擴展為"以物質資源之利為基礎的朋友關系""以情感資源之利為基礎的朋友關系""以智力資源之利為基礎的朋友關系"[18],對我們重構共享經濟下的人際關系準則,走出利己利他悖論,頗有啟迪意義。

  首先,如前文所述,全球經濟長時期的快速增長以及共享經濟對閑置資源使用價值的充分挖掘,引起資源稀缺性程度下降和人們所有權觀念淡化,在人際交往中"物質資源之利"的基礎地位將隨之下降,在一定程度削弱了人際交往中的利己基礎。

  其次,在長期工業化和消費主義深刻影響下,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財富競賽中,前工業化社會中那種"以情感資源之利為基礎的朋友關系"難覓蹤跡,人們在享受豐裕物質的同時,卻不得不承受精神上的空虛、情感上的匱乏和心理上的孤獨。這種狀況倒逼人們反思物質資源之利與情感資源之利的關系,引導人們沖破利己主義束縛,賦予情感資源和利他主義以更高地位,開始實現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融合,從而奠定了經濟倫理互利準則的觀念基礎。

  再次,共享經濟需求驅動并決定生產的特點,奠定了互利的現實基礎。亞當·斯密在為自由市場中人的自利辯護時談到,自由市場上人們主觀上追求自利的同時,在客觀上也能夠實現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合意結果,隱諱地暗示了市場經濟本身就有著某種互利色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經濟人"客觀上確實產生了利他的后果,但其在出發點上終究是利己的。而利他即便是客觀存在的,也是"無心插柳"的偶然所得。在共享經濟的實踐中,一個人要憑借自己的閑置資源參與生產并實現自利,其前提條件是要自身資源恰好能夠滿足他人的現實需要,即要以利他為前提。換言之,市場經濟下,利己是目的和出發點,利他是可能有的一個結果;共享經濟下,利他是利己的基礎,人們通過利他的行為,達到了利己的目的。可見,共享經濟雖沒有將人的利己性徹底抽離,但在利己目標的達成上預設了利他的前提。共享經濟以利他為出發點,通過向他人提供產品和服務,達成利己的結果,最終實現個體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互利,這就是共享經濟互利倫理準則的現實基礎。對此,有學者在論述共享經濟的倫理意蘊時提出了"互利是共享經濟的倫理前提"[19]的觀點。

  (三)集體主義準則

  集體主義倫理準則是共享經濟條件下人們在處理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關系時必須遵循的倫理準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真實的集體"出發,論證了集體中個人利益的真實存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辯證統一、集體利益是個人利益的基礎等觀點,揭示了集體主義的真實內涵[20].共享經濟的集體主義倫理準則是指人們在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關注自身活動對集體利益、社會利益的外部性影響,努力實現義利統一。

  1. 共享經濟形成的重要觀念基礎

  在經濟學領域內,人們一般認為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的支柱,明晰的產權界限是市場經濟制度有序運行的基礎。私有產權和個人主義價值觀念相結合,就形成了以"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為特征的產權排他性。產權的排他性,體現在消費領域,就是以使用權排斥和"地位競賽"或言炫耀性消費為表征的獨占性消費,進而產生資源閑置、浪費、環境破壞、社會斷裂等消極后果,損害了集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產生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矛盾。

  在數字技術領域,知識產權的排他性使用,保護了相關科技企業的利益和創新動力,但增加了合作成本,妨礙了知識和技術的交流,還因其排他性妨礙了另一些社會公共目標的實現。為解決這些矛盾,數字技術領域率先發起了信息和知識共享運動,一些企業和技術人員通過開源運動,將軟件和數字產品由私有產權變成共有產權,免費向社會開放使用,以降低合作成本并實現共贏。在此背景下,美國硅谷形成了一種超越排他產權約束、以共享為內核的硅谷文化。這種文化促進了知識和技術的交流,增進了合作,不但沒有損害企業的利益和創新動力,反而推動了技術創新。而這種文化推崇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信條,實質上是一種集體主義觀念。共享經濟的典型企業愛彼迎和優步率先在硅谷崛起,與硅谷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正因如此,社會學家王寧在分析共享經濟的源頭時指出,經濟活動服務于利潤目標,社會運動服務于公共利益的目標,共享經濟"不是純粹的市場行為,而是一種嵌入在社會中的,帶有某種公共價值追求的行為"[21].從共享經濟的全球發展軌跡來看,共享經濟雖然發軔于西方社會,但是這種商業模式在傳入中國后卻呈現出后來居上之勢。對此,學者認為我國儒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精神是其重要原因之一[22].

  2. 共享經濟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集體主義是共享經濟形成發展的重要倫理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共享經濟的發展壯大一定會反過來強化集體主義的基礎。相反,在共享經濟實踐中,無論是共享產品和服務的供應者、消費者,還是聯結供應者和消費者的共享經濟平臺,在經濟活動中都屢屢做出只顧個人(公司)自身利益而無視集體利益、社會利益的行為,背離了共享經濟的初衷,產生了嚴重的社會負外部性。

  以住房短租領域的共享經濟為例,愛彼迎、途家、小豬短租等住房短租平臺興起后,在許多城市就發生了房東驅逐長租房客,再以短租形式為旅游者提供住宿服務,以共享經濟之名行非法租賃之實,以達到增加收入和逃避監管的目的。在共享住宿平臺企業方面,有的共享住宿平臺企業漠視房東和房客安全,或者沒有對房東和房客進行恰當地背景調查和信用評估,或者未對房屋質量、安全、服務等盡到足夠的監管責任,導致房東和房客正當權益被侵犯的事件屢屢發生。在消費者方面,有的房客未能盡到對共享房屋所在社區和鄰居恰當照顧責任,搶占小區停車位,亂扔垃圾,大聲喧嘩,擾亂社區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與社區居民發生沖突,引起社區對共享住宿的不滿和抵制。

  在共享單車領域,各大平臺為了搶占市場在全國各大城市展開激烈競爭。共享單車過度投放、無序投放、隨意擠占城市公共空間,在很多城市泛濫成災,給城市公共間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在一些城市,共享單車甚至一度遭到城市管理部門和行政、企事業單位、社區的"圍剿".在共享單車發展初期,共享單車由于使用成本低、共享性強、使用率高,在緩解城市交通擁堵,為群眾出行"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很好的解決方案,事實上成為一種準公共物品。但是,由于技術不成熟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缺陷,許多消費者置公共利益于不顧,在使用共享單車時常常發生隨意破壞、亂停亂放、據為己有、私自上鎖等行為。這不僅妨礙了其他公眾對這種準公共物品的使用,還大幅增加了共享單車企業的運維成本。種種因素疊加起來,導致了共享單車企業業務經營舉步維艱,紛紛破產。共享單車企業破產后,用戶押金無法退還,共享單車"墳場"頻頻出現,極大地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

  面對共享經濟發展中的種種亂象,有學者疾呼要"警惕共享經濟淪為共'搶'經濟"[23].從經濟倫理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治理這種種亂象,促進共享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必須回到共享經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集體主義基因中去找答案。無論市場經濟采用何種模式,個人的真正自由只有在集體中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論述集體利益的重要性說道:"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類的利益。"[24]共享經濟要行穩致遠,無論如何也離不開集體主義倫理準則的指導。

  (四)節約環保準則

  節約環保準則是共享經濟條件下人們處理人與物關系時應該遵循的倫理準則。具體來說,就是指人們要減少不必要的購買行為和占有行為,在經濟活動中盡可能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1. 崇儉抑奢與關愛環境的文化傳統

  將節約環保作為指導共享經濟活動的一項基本倫理準則,與世界各國崇尚節約和關愛環境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中華民族向來有崇儉抑奢的傳統,主張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主張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例如,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孟子、旬子等無不提倡儉樸、節用和知足常樂,他們提出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等言論中蘊含的倫理思想早已滲入到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塑造中國社會倫理觀念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融入進了指導國人處理人、物關系的經濟倫理。再如,主張和論證"道法自然"的先秦道家學派也對大自然的內在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提出了"玄德""無為""慈愛萬物"等理念,為國人處理天人關系、為人類的超越和自律指明了方向[25],為我們在經濟活動中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經濟倫理遵循。

  2. 信息化生產力的道德要求

  以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是共享經濟形成的物質技術基礎。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信息化生產力,是共享經濟的生產力基礎。與傳統市場經濟下的農業生產力、工業生產力相比較,信息化生產力是一種全新的生產力,具有全覆蓋性、非排他性、小規模、大范圍、分散化、網絡化、異質性等特點[26].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共享經濟平臺及其APP(手機應用軟件),打破地域、行業、企業和人際等有形和無形邊界,實現人人互聯和萬物互聯,將分散于世界各個角落的人與物聯結起來,匯聚起巨大的需求池和供給池。原來在農業生產力和工業生產力條件下只能排他性使用的各類資源,被轉換成了數據、信息資源,得以非排他性地重復使用,使得資源使用價值得以充分實現。共享經濟的這種作用相當于將原來獨享的一件產品,變成了不同時段供不同人使用的數件甚至數十件產品。從社會整體來看,共享經濟的作用無異于將社會總產品的數量放大了數倍甚至數十倍。在社會實際生產力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共享經濟對產品使用價值的放大作用,人們在一瞬間由匱乏社會進入了豐裕社會,人與物的緊張關系得以極大緩和。人、物關系的這種變化,很自然地引起人們經濟倫理觀念和倫理規范的變化。在傳統市場經濟下,人們要使用某一產品,就先要購買并占有它,所有權或占有關系在人與物的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人們持續不斷的購買行為以及企業不顧資源、生態環境問題而盲目擴大生產的行為,很自然地取得了倫理上的合法性。在共享經濟下,人們不需要購買和占有某一產品,也能夠使用它,使用權和使用關系取代所有權和占有關系在人與物的關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盲目擴大再生產以滿足人們的購物需要就不再具備倫理上的合法性,以節制消費、減少生產、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為其要義的節約環保準則就成了共享經濟條件下協調人、物關系的倫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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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萍鄉學院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原文出處:羅小燕.論共享經濟活動的倫理準則[J].萍鄉學院學報,2020,37(0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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