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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貨幣思想中蘊含的經濟倫理觀

來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作者:解丹琪,劉可風
發布于:2021-03-25 共14770字

  摘要:元代首度實現了紙幣在全國范圍內的通行,并成就了一套世界上最早且較為完善的貨幣管理制度。其貨幣思想蘊含豐富的經濟倫理價值,反映了元人對貨幣問題的關注和訴求,并與其貨幣制度的形成、初獲成功以及最終衰敗密切相關。"信"作為貨幣之本,是元代中統鈔發行初期紙幣機制運行良好的經濟倫理根據。"便"體現了游牧統治者對農耕傳統的影響,使貨幣思想表現出對流通之"便"的經濟倫理觀照。紙幣的流通之"便"必以"信"為本,不可用于謀利;一旦失"信",紙幣的鑄造之"便"被統治者利用成為濫發斂財、填補赤字的工具,進而促發惡性通貨膨脹,并加速了元代的覆滅。古為今鑒,互聯網時期的現代社會對貨幣的流轉之"便"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日益抽象化和虛擬化的金融創新道路上,須嚴格堅守貨幣的"信用"本質,方能保障貨幣機制長久健康地運行。

  關鍵詞:元代; 游牧民族; 貨幣思想; 經濟倫理; 信用; 便利;

  元代是歷史上首個由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的王朝。總體而言,其思想相對貧乏,但貨幣思想獨樹一幟,頗具光芒。縱觀我國古代的貨幣思想發展史,元代的思想異常活躍,是繼唐、宋之后不容忽視的一個迅速發展期,也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伴隨著貨幣政策的興衰起落,關于紙幣與銅錢、專行或兼用、如何應對通貨膨脹等各種紛爭從未停息。而諸多議論當中,用以優劣取舍或成敗褒貶的評判標準,除了經濟表現之外,還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在中國古代重倫理、輕經濟的傳統基調下,經濟思想表現出明顯的倫理化特征,倫理價值甚至優先于經濟價值,或將其包含于自身當中,折射出各種政策與思想背后的終極關懷。在某種意義上,對這些價值的關注和訴求,是元初貨幣制度之所以形成并取得最初成功的基礎;而對這些價值的忽視和違背,是元中后期貨幣制度崩潰并最終加速元朝覆滅的原因。不僅如此,對于科技進步、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且處于一個新的轉型期的現代社會,這些倫理價值仍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由此,本文擬對元代貨幣體制相關問題及思想中所體現的經濟倫理價值做初步探討并發掘其時代價值。

經濟

  一、元代貨幣問題及思想成就

  研究元代經濟思想者幾乎無人不談及其貨幣。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使用紙幣的國家,不論元代的貨幣體制是否取得了最終成功,其中所蘊含的思想成就已廣為世人關注。胡寄窗視其為元代經濟思想的第二大特征1,認為葉李的《至元寶鈔通行條畫》所體現的貨幣思想是"可以同西洋經濟學說史上的某些概念相對比的觀點,從而體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的成就"[1](P3)。蕭清認為貨幣思想在元代整個經濟思想中居有獨特的重要地位[2](P220)。趙靖認為在近代受到西方的貨幣制度和貨幣思想影響以前,中國已出現過兩次關于紙幣問題的議論高潮,第一次是在宋元時期,第二次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前后,但"只有宋元時期才真正是傳統紙幣思想的鼎盛時期"[3](P1601)。

  元代貨幣思想的突出表現及元人對貨幣問題的格外關注或與如下兩方面因素相關:其一,就其自身的總體定位來看,貨幣問題事關國家命脈,與財政問題緊密相連,元代亦不例外。尤其在元后期政府因常年征戰、管理不善等導致財政赤字以來,貨幣政策常應國家財政之需而起落變遷,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治亂興衰。其二,就貨幣制度的總體成就來看,元代在我國乃至世界貨幣發展史上都擁有獨特的地位。如姚遂認為元代有一套世界上最早的較為完備的紙幣管理制度"[4](P207),日本學者高橋弘臣等高度評價元代的貨幣政策為"空前絕后的經濟政策",并將金、南宋一并納入研究視野以探索其形成過程[5](P1)。

  客觀地說,元代的貨幣制度在具體實踐上只取得了最初近二十年的成功2,而后,因政府管理不力、財政赤字等問題,終究在貨幣上自毀成法并走向了嚴重通脹的末路。但畢竟,在曾經成功的探索和嘗試以及面對失敗的痛惜和反思中,元代的貨幣思想亦取得了不少成就。

  (一)元代的貨幣政策及相關思想

  元代貨幣政策及思想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元代鈔法初立之中統鈔時代、元中期之至元鈔時代和元末之至正鈔時代。

  首先,中統鈔時代。針對元代之前貨幣管理以地域為限,地區間各自為政、互不流通的現狀,世祖忽必烈于中統元年(1260)率王文統(1190 -1262)、王惲(1227-1304)等展開了一次幣制改革,制定了一套制度,將紙幣的發行和管理權統一于中央,首次實現了紙幣在全國3范圍內的流通。在這一時期所發行的中統鈔,遂成為元代最為重要且最為后人所稱道的兌現紙幣。中統鈔以錢為識,以銀為本,規定了百分之百的準備金,行鈔之初管理得當、價值穩定、深得人心。如史所載"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并聽收受"[6](P4594),"公私貴賤愛之如重寶,行之如流水"[7](P461),"中統建元,王文統執政,盡罷諸路交鈔,印造中統元寶,以錢為準,每鈔二貫,倒白銀一兩,十五貫倒赤金一兩,稍有壅滯,出銀收鈔。恐民疑惑,隨路樁積,元本金銀,分文不動。當時支出無本,寶鈔未多,易為權治,諸老講究扶持,日夜戰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少低昂"[8](P363)。對于這一時期的中統鈔法,現代著名史學家李劍農曾予以高度評價,認為"中國在十三世紀中,即有如此審慎之鈔法,實可稱述,惜中統以后,不能繼續維持耳"[9](P644)。

  其次,至元鈔時代。中統鈔行鈔二十余年后,鈔法日虛,至元二十三年(1286),遂議更鈔。次年,遵葉李(1242-1292)之《至元寶鈔通行條畫》,發行新鈔"至元通行寶鈔",與整頓后的中統鈔一并通行,自此進入至元鈔時代。作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不兌換紙幣條例,《至元寶鈔通行條畫》相當完備。很多立足于現代視角在不兌現紙幣發行過程中應當注意的問題,如票面、發行、流通、換易等諸多環節都有明確規定。同時還強化了政府對準備金的管理,將原來每月一次的定期檢查改為每半月一次,對偽造、偷盜、挪用或"禁治不嚴、流轉澀滯、虧損公私"等貪腐行為均做了嚴格的戒律。雖然此類以《至元寶鈔通行條畫》為代表的貨幣管理制度在當時的歷史實踐中收效有限,未能很好地抑制通貨膨脹,但態度之審慎可見一斑。

  最后,至正鈔時代。順帝至正十年(1350),鈔價日落,遂廢中統鈔,定"至正交鈔法",發行"中統交鈔"與至元鈔并行,并鑄造"至正通寶"錢,確定其與至正鈔的比價,恢復了歷代舊錢的流通。其本意是希望通過"與歷代銅錢并用"的方式"以實鈔法".然而此時,通貨膨脹日益嚴重,貨幣貶值已勢不可擋。李劍農評價"至正交鈔法"為"元代鈔法之三變,亦即元代鈔法最后之敗壞","至正通寶"錢與鈔并行,實則"反于錢本位矣",其鈔之發行"既不用銀為鈔本,又不用錢代之,則所謂'以實鈔法'者,特欺人之虛語耳"[9](P648)。

  (二)元代貨幣思想關注的主要問題

  元代貨幣政策的更替和紙幣的興衰起落,引起了時人的高度關注和思考,各種議論的焦點主要圍繞如下問題展開:

  其一,紙幣與銅錢孰優孰劣?以王文統、劉秉忠(1216-1274)、胡祗遹(1226-1293)、劉宣(1233-1288)、劉基(1311-1375)等為代表的一批朝野人士站到了支持紙幣的一邊。如胡祗遹認為,"銅錢、交鈔寒不可以衣,饑不可以食,均之二物皆非切身實用之貨。……以優劣較之,則交鈔優于銅錢"[7](P460)。劉宣認為,"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于赍擎,民甚便之"[8](P362)。劉秉忠甚至用陰陽迷信的"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10](P121)之說,力薦世祖用楮以安天下。與之相反,姚燧(1238-1313)、程鉅夫(1249-1318)、盧世榮(?-1285)、鄭介夫(生卒年不詳)、蘇天爵(1294-1352)等,則堅定地維護銅錢。程鉅夫認為:"泉即銅錢也,歷代相循,以為國寶,雖形制增損互有差殊,然自周以來,上下二千年,有國家者未嘗一日廢棄。蓋金銀雖可貴,非民間皆有之物,惟銅錢不貴不賤,為諸貨之母,可以流布通行""多者藏蓄為業,雖遭水火,亦無所傷"[8](P369)。鄭介夫認為:"鑄銅為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赍將,水火不能銷滅,世世因之,以為通寶"[8](P394)。

  其二,專行紙幣還是錢鈔兼用?胡祗遹是反對錢鈔兼用的主要代表,在他看來:"元寶貫鈔,行之十有余年,鈔法愈實,通利如流水者,以其母行在,貫鈔獨行,無他貨以相雜也。一有他貨以相雜,便有優劣輕重。銅錢與鈔并行,是以他貨相雜也"[7](P460)。不僅如此,他還以亡金為反例,進一步指出錢鈔相雜之弊:"貨立二價,漸不為便。亡金風俗,積錢而不積鈔,是以鈔法屢變而屢壞。蓋以錢鈔相雜,錢重鈔輕,又不能守之以信故也"[7](P460)。與之相對,認為銅錢優于紙幣的財臣名士大多加入了主張錢鈔兼行的行列。因為,元代紙幣的全國通行已勢不可擋,于是退而求其次,保留銅錢與紙幣并行,成為了他們一致的愿望。盧世榮認為:"自王文統誅后,鈔法虛弊,為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制綾券,與鈔參行"[6](P4566) .鄭介夫也有類似看法:"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于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于國未見近利,將有大利于民耳"[8](P394)。

  其三,如何治理通貨膨脹?如上所述,元代的紙幣制度堪稱史上一絕,卻亦如曇花一現,只取得了短暫的成功。中統之后,物重鈔輕,紙幣日益貶值,并最終走上了通貨膨脹的老路。正如胡祗遹所言:"中統建元,鈔法初立,公私貴賤愛之如重寶,行之如流水,交鈔一貫買絹一匹,鈔五六十文買絲一兩,米石鈔六七佰文,麥石鈔五六佰文,布一端鈔四五佰文。近年以來價增六七倍,漸至十倍,以至諸物及傭工之價值亦莫不然"[7](P461)。面對"物價日增日貴"的社會現實,究其根本,他認為"鈔法日虛"乃"物不足、鈔有余"所致。此外,王惲認為"印造無算"和昏鈔過多,"昏者轉昏、爛者愈爛"[11](P28)也會導致市場混亂并加速昏鈔的折價;程鉅夫認為"小鈔稀少"是導致鈔虛的原因之一,故建議"增造小鈔"[8](P366);陸文圭(1252-1336)主張"稱鈔法之策三,一曰住印造,二曰節用度,三曰禁奢侈"[8](P374)。盧世榮則進一步將貨幣問題與國家財政聯系起來,主張"厚收天下之利以實鈔法",認為努力創收、減輕國家財務負擔,才是從根本上避免政府濫發紙幣,治理通貨膨脹的良策。

  二、元代貨幣思想的經濟倫理根據--"信"

  元代的貨幣思想很多都圍繞著"信"這一基本訴求展開。如上所述,各種反通貨膨脹的對策或主張,無一不以保持貨幣的信用和價值穩定為目的。在這一根本目標之下,關于預防或治理紙幣貶值的具體對策,包括專用紙幣、增發新鈔、恢復銅錢、錢鈔兼用等,均是維護貨幣信用的探索和嘗試。貨幣之"信",是其之所以能發揮功能的基本要求,也是最為根本的經濟倫理價值。

  (一)從貨幣之信到紙幣之信--"以無用為用"的信義之本

  關于貨幣之"信",元人的總體認識與歷代王朝并無大的不同,只是紙幣取代銅錢,成為議論的焦點,并更加凸顯其重要意義。在他們看來,紙幣相對于銅錢等金屬貨幣更似"無用之物",若無以信,必寸步難行。馬端臨(1254-1323)認為:"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于衣食而實適于用者曰珠玉、黃金……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8](P386-387)。劉基認為:"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后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12](P100)。

  胡祗遹回應了"有用"和"無用"之說,認為"交鈔之法,上下相信。信以濟事,非欲以不可食不可衣無用之紙而易下民汗血所致有用之谷帛也"[7](P461)。他還進一步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發,指出"鈔代百物之交易,所恃者信而已,一失其信,民莫之從"[7](P458)。在他看來:"貨泉貨本之輕重流通,所以平百物而信萬民。一失其本,一虧其信,則百物之貴賤無準,……傷農傷工,皆受其禍。信既少虧,眾莫憑據"[7](P461)。

  針對首次在全國范圍內通行的紙幣,張之翰(生卒年不詳)認為:"今南北混一,此楮必用,不過自上貴信之爾"[13].理學家許衡亦相當重視紙幣之"信",并對元末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予以批評,怒斥其為"無信""無義"之舉。如他所言:"講稱提之策者,今三四十年矣,卒無能為朝廷毫發之助,但見稱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貫陌益落矣。嘉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負民四倍之貨也,無義為甚"[8](P340)。

  以上議論的焦點是:當貨幣從珠玉、黃金、銅錢等"適用之物"轉變為以紙幣為代表的"無用之物",并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通行,應如何做到"百物之貴賤"不失其準,農工百姓不受其害?在論者們看來,"信"顯然是最為根本和重要的。如胡祇遹認為"鈔代百物之交易,所恃者信而已,一失其信,民莫之從",張之翰認為"此楮必用,不過自上貴信之爾"等等。除此之外,劉基還提出了"法"的重要性,主張在"行法有道"的同時"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并最終將"使無用之物有用"的實踐路徑落實到了德法兼備、"使天下信畏"這一層面。

  (二)從事后治理到事前預防--維護信用的審慎之方

  關于維護貨幣之"信"的方法,與往朝不盡相同,元人對待通貨膨脹的態度,除了強調事后治理等"稱提"之術外,更多從完善制度入手,注重對通貨膨脹的事前預防。如此審慎之態度,恰是元代紙幣以完備的制度聞名于世并能夠取得最初近二十年成功的原因所在。

  這些思想以王文統等制定的中統鈔法和葉李(1242-1292)的《至元寶鈔通行條畫》為代表,主要集中在中統鈔時代和至元鈔時代。其中,前者是經歷了實踐檢驗的可用于指導兌現紙幣通行,并充分保有其信用的審慎之方。后者是眾人矚目的在當時,乃至幾百年后始終保持著世界先進水平的不兌現紙幣管理制度。胡寄窗評價:"看到這樣的條畫以后,不必再行解釋,任何一個經濟理論工作者,都可以肯定這是世界上最早而又較完備的不兌換紙幣發行條例。葉李的這一條畫使中國貨幣思想在世界范圍內增色不少"[1](P68)。史載,南宋末年,葉李曾將這部條畫進呈宋廷,"并獻至元鈔樣……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10](P325);后至元代,"復獻之"于廷,"世皇嘉納"[10](P325)。可見,當時的南宋朝廷相較于元廷,或尚不具備實施這一貨幣管理制度的客觀條件和主觀認識。

  中統鈔法難覓其原始文本,較為權威的記載多見諸《元史》和王惲所作的《中堂事記》。相關規定如下:"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并聽收受"[6](P4594)。"省府欽依印造到中統元寶交鈔,擬于隨路宣撫司所轄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轉。應據酒稅醋鹽鐵等課程、并不以是何諸科名差發內并行收受。如有諸人赍元寶交鈔,從便卻行赴庫,倒換白銀物貨,即便依數支發,并不得停滯。每兩止納工墨鈔三分外,別無克減添搭錢數。照依下項擬定元寶交鈔體例行用。如有阻壞鈔法之人,依條究治"[14](P16)。在此基礎上,鈔法進一步確定了紙幣與白銀的固定比價:"諸路通行中統元寶,街下買賣金銀絲絹緞匹斗豍一切諸物,每一貫同鈔一兩,每兩貫同白銀一兩行用,永為定例,并無添減"[14](P16-17),并明確了準備金方面的規定:"如發鈔若干,隨降銀貨,即同現銀流轉,據倒到課銀,不以多寡,即裝垛各庫作本,使子母相權,準平物估,鈔有多少,銀本常不虧欠",要求"所納酒醋稅、鹽引等課程、一切大小差發,一以元寶為則"[14](P24)等等。

  從中可見:其一,中統鈔在流通范圍和時效上被明確賦予了"諸路"通行和"不限年月"的永久"信用"4;其二,鈔與銀換易之比價"永為定例","虛"鈔以"實"銀為本,被賦予了永久"信用";其三,設立了嚴格的準備金制度,"如發鈔若干,隨降銀貨""銀本常不虧欠"等,似為百分之百準備金要求;其四,各科稅以及"一切大小差發""一以元寶為則",為資金的順利回籠提供了信用保障。

  與中統鈔法相比,葉李的《至元寶鈔通行條畫》在發行準備、流通范圍、換易比價和資金回籠等方面有很多類似的考慮。如"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買賣金銀,平準鈔法""課銀一錠,官價寶鈔二錠""赤金每兩價鈔二十貫""至元寶鈔一貫,當中統寶鈔五貫,新舊并行,公私通用"[15](P715)、"隨處鹽課,每引見賣官價鈔二十貫""諸道茶酒醋稅、竹貨丹粉錫碌諸色課程,如收至元寶鈔,以一當五。愿納中統寶鈔者,并仰收受"[15](P716),"應質典田宅并以寶鈔為則,無得該寫斗粟絲綿等物,低昂鈔法"等[15](P717),全面規定了至元寶鈔與金、銀、中統鈔、鹽引等之間的比價和寶鈔的流通范圍,為提高其信度和法償能力作了充分的準備。

  不僅如此,條畫還專門針對以往貨幣管理各環節容易出現的問題,做了很多行政性的規定,以確保鈔幣管理妥當,不失民信。如明令"偽造通行寶鈔者處死";規定出放斡脫錢債人員對寶鈔"即便收受,毋得阻滯";要求"隨路平準庫官收差辦課人等,如遇收支交易,務要聽從民便,不致遲滯。若有不依條畫、乞取刁蹬、故行阻抑鈔法者"應"斷罪除名";要求"各道宣慰司、按察司、總管府常切體究禁治",嚴格監管,確保民間昏鈔"依數收換""毋致勢要之家并庫官人等自行結攬,多除工墨,沮壞鈔法,違者痛斷"[15](P716);要求"各路總管并各處管民長官,上下半月計點平準鈔庫應有現在金銀寶鈔。若有移易借貸、私己買賣、營運利息,取問明白,申部呈省定罪。……仰各道宣慰司、提刑按察司常切體察,如有看徇通同作弊,取問得實,與犯人一體治罪"[15](P717)等等。此前每月一次的定期檢查改為半月一次,且明令執行官員不得有貪污、挪用、盜竊、借貸等圖謀私利的行為,以爭取民眾對紙幣的信任。世祖忽必烈亦非常重視這套管理制度,曾專囑財政大臣桑哥:"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6](P4574) .

  當然,思想的嚴謹和制度的完備并不意味著實踐上的成功與圓滿。中統鈔獲得了最初二十年的成功,隨后,即進入"物重鈔輕"[11](P27)"印造無算"[11](P28)的狀態,葉李的《至元寶鈔通行條畫》針對時弊,為重建紙幣之信度而生,卻無奈收效甚微。于是,為了繼續這一未完成的使命,元代亦重回到如往朝一般各種反通貨膨脹思想和"稱提"之術百花齊放的時代。具體內容如前,不再贅述。

  三、元代貨幣思想的經濟倫理觀照--"便"

  從攜帶交易的方便程度來看,紙幣顯然優于銅錢等金屬貨幣。然而,我國古代傳統卻一直偏愛銅錢。宋代首度出現紙幣,但流通范圍極小,直至元代,才實現了全國范圍內的流通。紙幣之所以在這一時期全面取代銅錢,是元代商業在宋代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同時也與蒙古統治者常年征戰所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有關:增發紙幣相比鑄造銅錢而言顯然更為方便。除此之外,從思想文化層面進行探究,筆者以為,作為統治者的游牧民族和傳統農耕民族在流動性上的巨大差異以及由之所決定的對貨幣流通之"便"的不同認識和需求,也是紙幣在元代得以全面通行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從銅錢到紙幣--游牧民族對農耕傳統的改變

  中國古代在貨幣的選擇上一直偏愛銅錢。如鄭介夫所言:"鑄銅為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赍將,水火不能銷滅,世世因之,以為通寶"[8](P394)。馬端臨亦言:"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于衣食而實適于用者曰珠玉、黃金。……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8](P386)。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紙幣作為新的事物逐漸走進更多人的視野。關于用錢之傳統和紙幣誕生,陸文圭曾有議論:"古者以貨為幣,采銅為錢,無所謂楮也。漢以鹿皮薦璧,民間未始行用。唐有飛錢之制,輕裝以趨四方,合券而取京師,楮之漸也"[8](P374)。馬端臨也較為清晰地描述了這一過程:"自唐以來始創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赍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8](P387)。

  概括地說,元代以前,紙幣脫胎于唐代的"飛錢"、茶、鹽引等有價證券,發展至10世紀末的宋代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名曰"交子".此后,兩宋及金朝均有發行紙幣,但通行范圍一直較小,市場上真正流通的主要貨幣仍然是銅錢。中國歷代王朝鑄造銅錢數目之多,以北宋和清代為盛,足以說明,即便在紙幣應某種需求應運而生的宋代,或是元代之后、已擁有相當紙幣流通經驗的清代,銅錢始終不改其作為主要流通貨幣的地位。

  事實上,中華傳統的這種"銅錢至上主義"常為后人所不解。如日本學者杉山正明稱其為"荒謬"或"相當不可思議"的事,認為"僅發行銅錢也泰然處之這一點,就代表從一開始就不關心(或是視而不見)現實生活之不便的想法,相當明顯的是政府本位主義之立場",并據此將"中華王朝執著于銅錢"的理由,歸結為"美學意識"或"正統性"[16](P230)。

  深入中華傳統的農耕文化,不難發現,相對于攜帶與流通的便利性而言,中原人士更為看重的是貨幣的信度和與之相關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在他們看來,一則,紙幣較之銅錢,更似"無用"之物,故后者更受青睞;再則,現實生活中的流轉不便,反倒使銅錢具備了"盜賊難以赍將,水火不能銷滅"等優點,故能夠"世世因之,以為通寶".換言之,為了或多或少地增加貨幣的安全與穩定性,寧可承受一定程度的流轉不便。這一認識,從經濟上尋求原因,是古代商品經濟欠發達、對貨幣流通性要求不高等客觀因素所致;從文化上探究根本,則是中原傳統農耕民族自給自足、崇尚定居生活的歷史文化特質所致。如錢穆先生言:"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兩類。游牧商業文化為一類,農耕文化為又一類。游牧商業起于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并必繼續一地,反復不舍,因此而為靜定的,保守的。"[17](P2)

  因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以銅錢為主要貨幣的傳統開始發生變化。與能夠"自給""靜定"而"保守"的農耕民族相反,居無定所、"起于內不足"的游牧民族在"向外尋求"的過程中,表現出"流動"和"進取"的特征。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無數條商路使中原內地與周邊國家串連成線,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及中原人士在內的各路商販,活躍在這些商路之間,攜帶著他們的貨物,通過陸地、海洋及遍布全國的驛站進行著日益頻繁的貿易往來和商品交換。與此同時,銅錢作為貨幣使用之不便也日益突顯。由于面額較低,但凡遇到金額較大的交易時,往往需要準備成千上萬枚銅錢。多到難以攜帶,便用繩子等工具將錢幣串在一起,一千枚"一文"的銅錢連成一串方當價值"一貫".攜此交易,常不堪其重,路途遙遠,更不勝其煩。對此,胡祗遹曾算過一筆賬:"如支銅錢一萬錠,每小錢一貫重七斤,五十貫重三百五十斤。五百貫用車一輛,計用大車一千輛,豈止虛費腳力,實亦失誤。"如此之不便,令其憤憤然:"竊恐萬一徒以廢工難用之錢,沮亂其易造流通之鈔,上阻國用,下惑民心,鑄錢之議,似為未便"[7](P460)。在他看來:"用銅器亦糜費無多,必當設官置吏,即山冶銅方得鑄造,工本亦不為輕。至于懷挾赍擎,遠近交易,不若貫鈔之便利,兼鈔法通利,錢法必不能相勝,少鑄則不能遍及天下,多鑄則虛費工本,堆積而無用,徒雜亂鈔法"[7](P460)。可見,"易造流通之鈔"與"廢工難用之錢"相比,最大的優勢在于流通之"便"和鑄造之"便".

  蒙古統治者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幾次三番明令禁止銅錢。取而代之,紙幣作為主要貨幣得以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就連最后才實現統一的南宋地區也不例外5.與此同時,"硬幣之錢本位"也"漸為銀所奪"[9](P643)。此番幣制改革,盡管實難避免銅錢的個別殘留,且行至元末終與元廷共同覆滅,但其決心之大以及最初運行之成功實令人瞠目。畢竟,蒙古人較少受到中原傳統"銅錢至上主義"的影響。與所謂"正統"或"美學"相比,他們更為看重的是"便利"和"實用".

  由于能夠促進效率,"便"的經濟合理性顯而易見,與此同時,當我們將關注點置于"便"之對象,亦能清晰地發掘其中的倫理意蘊。在某種意義上,如果紙幣取代銅錢方便的是所行區域之廣大百姓,那么,用銀本位制6取代錢本位制則進一步將這種便利擴及當時以歐亞大陸為核心的世界。"便"這一總體訴求,是當時經濟倫理關系7進一步擴展的結果,也是元代貨幣改革之目的所在。

  (二)"便"及百姓的紙幣流通

  作為極具效率的新事物,元代的紙幣在馬可·波羅(1254-1324)的眼中如同被施以"大汗專有方士之點金術"的法物。他描述,人們可"用之以作一切給付。凡州郡國土及君主所轄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雖高,不敢拒絕使用,蓋拒用者罪至死也。茲敢為君等言者,各人皆樂用此幣,蓋大汗國中商人所至之處,用此紙幣以給費用,以購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價,竟于純金無別",他驚嘆"由是每年制造此種可能給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紙幣無數,而不費一錢",并大贊"其量甚輕,致使值十金錢者,其重不逾金錢一枚""最輕便可以攜帶也"[18](P194-196)。在鈔法管理得力的元中統鈔時代,凡紙幣通行之廣大區域,政府、商人及百姓均飽受其益。

  為了進一步方便民間交易,元人對紙幣的應用進而轉向零鈔。程鉅夫認為"比來物貴,正緣小鈔稀少,謂如初時直三五分物,遂增為一錢,一物長價,百物隨例,省府雖有小鈔發下,而州郡庫官不以便民為心,往往憚小勞而不領取,提調官亦置不問,于是小經紀者盡廢,民日困而鈔日虛"[8](P366),遂建議"增造小鈔,數倍常年,分降江南州郡,特便細民博易"[8](P366)以"利民重鈔"[8](P366)。胡祗遹亦稱"近年以零鈔消磨盡絕,上司并不印發,零鈔不行,物價自重"[7](P492),并指出因零鈔不足,特別是二文、三文、五文和厘鈔極少,而導致市易不便。如他所言:"交鈔所以便于交易者,以其比之絲絹、麻布、金銀、緞匹,能分能零也。且小民日生旅求升合者十蓋六七,圖錙銖之利者十蓋七八,若無零鈔,何以為生?何以為成市?"[7](P462)凡此種種,雖是針對零鈔不足提出紙幣尚存的一些不便之處,但從中所反映的時人對貨幣求"便"之理想和訴求從未改變,甚至愈加明顯。

  除了輕便易攜,元代紙幣的"各路通行",還方便了一些曾苦于尋覓白銀并不惜飽受盤剝、借羊羔利以繳納稅金的貧困百姓。建元前夕,蒙古統治者曾沿襲金朝舊制,以銀作為貨幣,收納稅金并用于對諸王、公主等的賞賜和對外貿易,如"蒙哥汗執政時期,科差中的包銀每戶納四兩,二兩白銀、二兩絲絹顏料"[4](P215)等。然而,這一政策給農民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因為銀雖然在一定范圍內流通,但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極少能獲得銀,一旦要繳納賦稅,便不得不向斡脫8借高利貸。所幸元初,中統鈔被賦予了極強的法償能力,明確規定"諸路通行,稅賦并聽收受"[6](P4594),"應據酒稅醋鹽鐵等課程、并不以是何諸科名差發內并行收受"[11](P16),并頒布了免除負銀詔書,客觀上大幅減輕了百姓的納銀負擔,為他們提供了切實的方便。

  (三)"便"及世界的銀本位制

  雖然不以銀納稅,但作為寶鈔之本,銀在元代的地位卻有增無減。正是在這一時期,銀本位制得以取代中國傳統的錢本位制,與當時的世界接軌,為國際上的商業往來提供了又一"便".

  在古代,不論羅馬帝國,還是以古波斯為開端的伊朗文明圈,都習慣以金或銀為本位。"蒙古出現以前,俯瞰廣闊的歐亞大陸及北非大陸,先摒除東方中華及西邊歐洲部分,幾乎都是以銀為首要交易手段,或者是成為交易時的價值計算基準"[16](P225)。中原地區,則習慣于將銀用作裝飾或收藏,幾度成為貨幣,亦不過以對外饋贈或結算為主,流通范圍極其狹小。然而,蒙古帝國不斷壯大并入主中原之后,"東方中華"地區便不再是日益串連成片的歐亞大陸上的那一個"例外"了。"蒙古會直接沿用中央歐亞大陸傳統使用銀,也是理所當然之事。因為不論是共生關系之國際商業勢力回鶻或是伊朗系的穆斯林,都是使用銀"[16](P225),而"對于已經成為范圍超級廣闊之龐大帝國的蒙古來說,確實有必要設定全部領域都共通使用的價值基準"[16](P225)。于是,"銀就成為跨越蒙古東西方的公定'貿易基準'"[16](P225)。

  關于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差異,杉山正明以歐亞大陸為整體9,將生活在"草原"、善于移動的游牧民族描述為"面";將生活在"綠洲"、安居樂業的農耕民族描述為"點"[16](P8)。以此為基礎,筆者以為,在經濟活躍且特別注重貿易往來的元代,貨幣作為商品交換之媒介,則如一條條的"線",具體擔負起將"點"逐漸串聯,進而融入更為廣闊的"面"的職能。

  元代的銀本位制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確立的。不乏"東方中華"之本色不再的酸楚,卻也因而獲得了新的力量。與中統鈔的幣值穩定互為因果,元初的銀本位制,因為有充足的白銀作為準備金,也得到了嚴格地執行,有學者明確界定這一時期為1260~1276年,并將其后的1277~1294年和1295~1341年分別界定為"弱的銀本位時期"和"紙幣本位或者不兌現紙幣時期"[19].李劍農曾客觀而中肯地評價:"入元以后,中國幣制,益趨向銀本位制,此蓋時代演進自然之傾向,非人力所能阻遏。元代前期之幣制,以鈔與銀相權,本位為銀,合乎此時代之傾向,故成功。元末及明初,改用鈔與錢相權,復由銀本位反于錢本位,而鈔所代表之錢又虛,故無不失敗"[9](P643)。可見,元代的銀本位制雖只取得了短暫的成功,但其確立的意義不容小覷。這一時期,包括中原地區在內的整個歐亞大陸,超越民族意識、跨越地域和國界,以無比開放的姿態,首度被銀或以銀為本位的貨幣這一共通價值緊密聯結在一起;與之相應的思想及文化,亦如奔忙的使者、商人及流轉的貨幣一般,沿著廣闊而密集的商路,不斷滲透并輻射到周邊的區域和國家,在戰爭與重建、碰撞與交融的往復中,成就了一度經濟繁盛的多元世界。

  四、結語:元代貨幣經濟倫理的現代價值

  總體而言,元代的貨幣思想獨具特色。這一時期的貨幣體制較以往發生了兩大主要的變化:其一,紙幣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和使用,并形成了世界上最早且較為完善的貨幣管理制度;其二,自古以來以銅錢為本位的貨幣制度被銀本位制所取代,并一度得以嚴格執行。客觀地說,這兩大變化均與游牧民族的統治密切相關。此時的貨幣,在蒙古軍事力量的保護下,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地域界限,在中原地區的東西南北之間不斷流通,在漢人、蒙古人和色目人之間不斷流轉,并通過以回鶻及穆斯林商人為主的商業勢力進一步流出國門,通往世界。在這一過程中,元政府與中原百姓、他國政府、外來商業勢力,以及各國民眾之間的信用關系進一步發展并更加復雜化。中原地區的經濟基礎及由之所決定的經濟倫理關注亦隨之變化,紙幣與銅錢、專行或兼用的探討和爭論,游牧與農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了元代貨幣思想獨具特色的經濟倫理意蘊。

  "信"作為貨幣之本,對此時首度在全國范圍內通行的"無用之物"--紙幣,有著較往朝歷代更為重要的意義。"便"則更進一步,體現了游牧對農耕傳統的影響,使這一時期的貨幣思想一改從前"盜賊難以赍將,水火不能銷滅,世世因之,以為通寶"[8](P394)的"銅錢至上主義",表現出對流通之"便"的價值訴求和更多關注。如胡祗遹所論:"古人用錢,后世易而為鈔,止欲便交易,赍使流通谷帛,均百貨之價而已,非欲求利也。非不欲也,勢不敢也。何為而不敢?夫物之寒可以為衣、饑可以為食者,貿易之際,略不相信,猶棄擲而不為用,況無用之物乎?此不難諭。正如北方刻木交質以易馬羊牛,一失其信,則刻木其足恃乎?故行鈔之法,鈔為子而百貨為母,母子相守,內外相應。貨重而鈔輕則斂鈔,鈔重而貨輕則收貨,一弛一張,權以取中。母子既以信相應,鈔貨價平而不偏,如此則雖行之于萬世而無弊。舍此之外,一有營利之心,則其法自壞"[7](P459)。

  可見,鈔法之"便"必以"信"為本,切不可用于求利,不然,載舟之水,亦能覆舟。縱觀元代貨幣體制的變化和發展,相較于銅錢而言,"便"交易的紙幣在全國范圍內流通并保持幣值的穩定必堅守以"信"為本,這是世祖之世中統鈔發行初期紙幣運行機制取得成功,并使元代的貨幣制度聞名于世的重要根基。然而其后,面對連連戰事、君主賞賜、大型祭祀、管理不善等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元政府終未能抑制牟利和巧取之心,開始頻頻動用準備金,并濫發新鈔用于填補財政赤字,遂導致紙幣價值紊亂,銀本位制形同虛設,惡性通貨膨脹隨之爆發。一旦失去了"信"之本,紙幣的鑄造之"便"反而加速了貨幣制度的崩潰和元王朝的最終覆滅。

  古為今鑒,"信"和"便"也是現代貨幣制度最為重要的經濟倫理價值。某種意義上,元代貨幣運行機制所面臨的歷史挑戰與當今社會貨幣問題所面臨的時代機遇和挑戰有共通之處。立足古代社會,元代紙幣的全國通行首度實現了貨幣載體從"有用之物"到"無用之物"的全面轉換,故而對"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一改變以紙幣相對銅錢的流通之"便"和鑄造之"便"為價值訴求。當今世界,"無用之物"作為貨幣載體的地位早已穩固,但是,國際化進程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又對新時期的流轉之"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貨幣正在日益抽象化、虛擬化的道路上經歷著從"有形"到"無形"的轉變。支付方式上,依托現代科技、創新平臺和移動終端,貨幣逐漸實現了從現金支付、卡支付到移動支付的演進,為人們的日常消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具體形態上,越來越多的虛擬貨幣充斥市場,如比特幣(Bitcoin)、Facebook的Libra等等。這些創新支付手段和新型貨幣的出現是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也是基于時代進步對貨幣運行成本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結果。在這一發展路徑上,信用作為貨幣的本質,必須嚴格堅守,如同元代依靠蒙古鐵騎的軍事力量以及較為完備的信用制度實現了元初貨幣機制的成功運行,現代社會也必須以鮮明的審慎態度面對金融創新,加強金融監管,不斷完善現有的貨幣體制并積極防范各種風險。以"信"為本,方能在為了求"便"而創新的同時保障貨幣機制長久健康的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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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管漢暉,毛捷。本位、戰爭與通脹:元代紙幣的運行機制[J].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2):109-124.

  注釋

  1胡寄窗認為元代的經濟思想總體表現為兩大特征:一是重商思想,二是貨幣思想成就顯著。參見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239.

  2學界普遍高度評價元代中統鈔發行初期,認為當時的貨幣機制成功運行,紙幣全國流通且幣值穩定,但其后因財政赤字、濫發新鈔等各種問題,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最終導致元代覆滅。

  3當時南宋尚未統一,故此處"全國"指的是中原之北方,即原北宋和金的領地。雖暫未涵蓋中原之南方,但相較于元代之前紙幣僅在四川等個別地域通行,已明顯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4元代以前,除金末期曾一度出現無限期紙幣外,宋代紙幣常有流通年限,流通地域也相對局限。

  5元世祖征服南宋的過程漫長而困難,故使其對南宋的統治態度極為審慎。日本史學家安部健夫在《元代の包銀制の考究》《東方學報》(京都,24,1954年)中認為元代對舊南宋領地,尤其是江南的態度"表現得過度慎重,如履薄冰。"高橋弘臣在《宋金元貨幣史研究--元朝貨幣政策之形成過程》(林松濤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中指出"元朝在南北各地執行的同一制度、政策,除貨幣政策外,只有行省以及驛傳制度而已。"

  6關于元代銀本位制是否確立,學界曾有分歧,新近研究對此多持肯定態度。參見張家驤、萬安培、鄒進文。中國貨幣思想史(古代卷)[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P440;管漢暉,毛捷。本位、戰爭與通脹:元代紙幣的運行機制[J].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2):109-124.

  7經濟倫理關系指經濟主體在一定的經濟倫理意識的支配下,與其他經濟主體、與社會和政府、與環境等形成的具有道德意義的關系。經濟倫理關系同時涉及倫理和經濟兩大領域,能更為直接地反映社會經濟生活畫卷,是社會經濟關系變遷的重要體現,也是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基礎。參見劉可風,解丹琪。元代經濟倫理思想的實學轉向[J].船山學刊,2016,(4):54-60.

  8蒙古語ortoq,泛指在蒙古統治階層的支持下,經營高利貸商業的官商。

  9杉山正明將歐亞大陸視為整體,認為在涵蓋歐亞及北非的"陸地世界"里,要是沒有以游牧民為中心的中央歐亞,就沒有內部聯結。其相關觀點雖未必達成學界共識,卻極具代表性,是立足于近世世界史發展軌跡更為宏觀的見解。參見[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M].黃美蓉,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4;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J].中國史研究,2005,(1)。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倫理研究所
原文出處:解丹琪,劉可風.元代貨幣思想的經濟倫理價值[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0(04):13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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