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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永昌置郡的民族文化背景與過程研究

來源:曲靖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李宇舟,郝雪
發布于:2021-03-26 共10994字

  摘要:東漢永平十二年, 今云南保山地區及緬甸部分區域得以設置永昌郡, 成為東漢王朝的戶口第二大郡, 這個看似單一的歷史事件背后其實蘊含著漫長和厚重的歷史文化融合與積淀。永昌置郡體現了中原文化與西南夷 (哀牢) 文化的融合, 其中西漢武帝置不韋、嶲唐二縣和東漢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是永昌置郡過程的兩個關鍵節點, 通過對嶲唐、不韋、哀牢、博南四縣地望的人文地理考釋, 其實質反映了兩漢中原文化對蜀身毒道區域的縱深輻射和影響。

  關鍵詞:兩漢; 永昌郡; 民族文化;

  Abstract:In the twelfth year of Yongping in the DongHan Dynasty, Yongchang County was set up in Baoshan District of Yunnan Province and some areas of Myanmar, which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county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DongHan Dynasty. This seemingly single historical event actually contains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Yongchang Prefecture w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the Southwest ethnic group ( Ailao) culture. Among them, Han--Wu Emperor in the Xi Han Dynasty, Xitang County and Buwei in the West of Yizhou in the Ten Years of Yongping in the DongHan Dynasty were the two key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Yongchang prefecture.The human geography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four counties of Xitang Buwei, Ailao and Bonan reflects the deep radi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on Shu--Shendu way area.

  Keyword:Han Dynasty; Yongchang County; Ethnic Culture;

東漢永昌

  據《史記·大宛列傳》所說可知:昆明西向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其所言"滇越"與嶲唐即是往蜀身毒國之通道,為瀾滄江以西哀牢地之一部分。《后漢書·郡國五》載曰:"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八城,戶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廣袤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使其"在東漢一百零五個郡國中居第二位"[1].永昌置郡不僅使得云南滇西"緬戎"地區第一次被納入到東漢王朝的"郡縣"區劃格局當中,即便在當時也是一件舉國轟動的大事。對于永昌置郡的過程,歷史文獻以《史記》、兩《漢書》和《華陽國志》為主,此前已有不少學者,如任乃強、方國瑜等作過較為深入地理考釋。但是,此前大多學者只限于單一事件的簡述,如果將永昌置郡放在兩漢經略西南、經營"蜀身毒道"財貨之路的歷史當中考釋,應當會對西南與中原民族文化融合的歷史進程作出一些有意義的探索。

  一、永昌置郡的民族文化背景

  《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述哀牢地域廣袤:"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2],大約于今瀾滄江以西逾怒江至伊洛瓦底江地帶,其南當至怒江下游兩岸而近于入海地帶。對于"古哀牢國",任乃強先生注釋說:"哀牢,為一民族部落之舊稱,殆亦如'夜郎'、'滇'、'邛'之已進入奴隸社會,有具備國家形式之政權組織,故古人稱之為國也。……哀族乃為此國之統治者,或與后之孟族 (與崩龍人和高棉人語言接近的古民族) 、撣族 (今云傣族) 、佤族、克欽等族同源。要是自馬來半島,北向移進之漁業民族,故有股臂刻文之俗,而自稱為龍之裔孫也。此族由于接受漢文化最早,故在西南山谷地區中,建置郡縣亦獨早。"[2]可見,古哀牢國轄境廣闊,并不止于狹義的騰越之地,所謂"哀牢國地之廣大如此,豈惟騰越哉"[4]即系此意。在如此廣袤的區域內其民族群體構成較為復雜,蓋以百越系統之傣撣支系為主,受漢文化影響較早,已發展進入農業文明,控制哀牢的平壩地區,對周圍的山地與河谷民族形成控制。

  早在先秦時,中原地區,特別是巴蜀地區與哀牢民間的經濟文化往來就隨蜀身毒道1伊始交往頻繁,這條道路的實際存在即為中原至印度及沿線周邊民間商貿繁榮的最好歷史印證。由于"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中原王朝對于益州西部的哀牢國的官方政治經略最晚應至西漢武帝時。《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條有曰:"孝武時,通博南山,渡蘭滄水、耆溪,置嶲唐、不韋二縣。……行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渡蘭滄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轉衰。"[2]對此,任乃強先生認為:"《后漢書·哀牢傳》不言漢武通博南山渡蘭滄水,置嶲唐不韋二縣;而謂此歌出于明帝時。……足見漢武帝拓境,已經踰博南、渡瀾滄,以二縣為益州郡西境矣,何待明帝置郡時始有歌哉?蓋漢武因求通身毒道,曾向極西深入。但拓展至哀牢山止。外以委于哀牢王國,與之互市,以收珠寶、罽毲之利。哀牢雖失兩縣之地,而綰互市之利,藉互市以控制諸夷商賈,益臻富強。故漢民間商賈作《行人歌》曰'渡蘭滄,為他人'也。若后漢時,則哀牢亦已收入郡縣,其王同于屬國,無所利于其間,則安得有此歌哉?"[2]這段注釋極為重要,任先生通過運用人文地理方面的史料,不僅辨證了《后漢書》:"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顯宗以其 (哀牢國) 地置哀牢 (今騰沖、龍陵及德宏一帶) 、博南 (今云南永平縣) 二縣"記述之困惑,也確證了"嶲唐、不韋二縣"的設置應在西漢"渡博南,越蘭津"的"開不賓"大背景下。《舊唐書·張柬之傳》云:"《行人歌》) 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7],西漢開辟哀牢地的目的更多是為通身毒道的經貿往來,當然也有進一步經略滇西地區的政治考量。但因財貨動機而引發的歷史效應卻是深遠而厚重的。任先生更進一步闡釋了"蜀身毒道"對于西南夷哀牢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重要影響。通過這條道路,西漢王朝開始認知西南夷地區,為把自己對西南的人文地理知識用于王朝的邊疆開拓提供了可能,同時,開始用中原農業文化圈層的視角和標準審視西南夷地區,從此,秦漢的統治者們開始把在西南夷的已知地區當中"將哪些區域納入版圖、在哪些區域設置政區"的問題提到國家層面的政治日程中來。

  參照《中國歷史地圖集·益州刺史部南部》的圖注,我們可較為清晰地看到西漢之嶲唐縣于博南山西北,夾于南北走向的類水 (即今保山河) 與瀾滄江二河之間;不韋縣則逾加往博南山之西南面靠近一些,位于今保山市治而偏東北的區域。然而,武帝時的嶲唐、不韋"二縣"與東漢永平時的哀牢、博南二縣雖同于哀牢國境內,但前后地望又有別,前后兩組并非同一"二縣".前者嶲唐、不韋地望均于瀾滄江---博南山一線以西,不出今保山縣境,對此,任乃強先生曾有較為精辟,現歸納如下:今施甸之為漢之不韋縣,已可定矣;今保山縣治為漢之嶲唐縣;周水即潞江,字亦作怒,緬甸語曰薩爾溫。[2]

  在任乃強先生對漢時不韋、嶲唐兩縣的考注基礎上,我們可以有兩點較為清晰地認知:

  第一,西漢時,滇西之不韋縣治以及東漢永昌之郡治,其地望并非于今天的保山縣城,而是保山以南的施甸縣;西漢之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并非如《中國歷史地圖集·益州刺史部南部》所標注一樣,在類水 (即后世之枯柯河、今保山河或永昌河) 與瀾滄江之間、二水匯合口的北部,而應于二水南部之今保山市治2.施甸、保山無疑都位于今保山市范圍內,按照繆鸞和先生的推斷:"如以不韋、嶲唐在今保山地 (保山市范圍內) ,則通博南、渡蘭滄當在漢武帝時也。"[9]無論從不韋、嶲唐的地望而言,還是從此地"呂氏市鹽,羈縻夷群"的歷史以及其它任先生所說的人文地理特征來看,漢武帝置不韋、嶲唐二縣當可信。進而,一段描述西漢王朝經由蜀身毒道西進至哀牢地區的開拓經略史實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至少至西漢時,哀牢之不韋、嶲唐地區,已經有相當規模的漢族移民進入,形成任先生所謂的"與牢、孟、俅、撣錯居"格局。于是,他們中的一些借助嶲唐縣的地理優勢,"控馭商道、鹽道最便",從而較為成功地掌控住滇西各民族群體生活必需的食鹽。因此,漢武帝置益州郡西部都尉,要把其治所設于嶲唐,即通過鹽道"鎮慰哀牢人、葉榆蠻夷"[10].在不韋縣周圍,漢族移民則由中原世家大族構成。《清一統志·永昌府·古跡》"不韋廢縣"條引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宗族子弟于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實之,因置不韋縣。"[11]但是,《后漢書·地理志》"不韋出鐵"條注引《華陽國志》曰:"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惡。"[10]兩說的時間、人物都大不相同,對此,任乃強先生分析說:"呂嘉雖可能是中原之人,未必即不韋之后。……不韋遷蜀,其子孫族黨恥為遷虜,因其善賈長技,遠貿于此國際商道之邊裔地區,以工商立業,財雄一方,子孫發展,蔚為邑落,漢武因之以置不韋縣,此理之可能也。徙呂氏以實其縣之說,必非。……是謂'以彰其先人之惡'者,亦必非矣。……此二縣中,嶲唐地位重于不韋,故初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其后遷郡治于不韋者,蓋由呂氏聚居所在,官利在依近大姓以制蠻夷,因呂氏之請而徙治也。"[2]誠然,漢族移民進入不韋、嶲唐地區,不僅帶來了中原較為發達的農、工、商業的生產經營方式,也一定帶來了中原文化,在此二縣地區形成一定的文化影響力,影響著當地"西夷"對中原文化圈的認知直至認同,更重要的是"官利在依近大姓以制蠻夷",漢王朝要通過拉攏哀牢大姓才能有效牽制"蠻夷",至漢末戰亂時期,當地大姓呂凱甚至成為"牽制雍、孟叛黨"、保全此郡的關鍵 (前文引任乃強之不韋注已述) .由此也可以看出,兩漢時,在西南夷地區的民間漢人集團,往往成為該地區穩定和繁榮的積極促進因素。

  秦漢時之嶲唐、不韋兩縣均于怒江東部,怒江以西逐漸進入緬甸,再及印度。漢時之嶲唐、不韋二縣即為洱海以西,通身毒國的兩個重要樞紐,集政治、經濟、文化及宗教為一體,是"蜀---身毒"地緣政治格局中較為關鍵的區域。距離西漢王朝中央山高水遠的哀牢國借助大漢之威勢,有利于其在當地的壯大發展,有此內因,武帝才有條件"外以委于哀牢王國,與之互市,以收珠寶、罽毲之利。哀牢雖失兩縣之地,而綰互市之利,藉互市以控制諸夷商賈,益臻富強",扶植當地哀牢國的勢力,置嶲唐、不韋"二縣",在滇西邊疆上,培植一個名義上屬漢而"外以委于哀牢"的滇西邊疆"經濟貿易特區"---在當時,所謂的"二縣"可能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郡縣設置,只是在還沒有一個像"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現代特區概念的情況下,借用政治上屬"縣"的名稱而于境外劃定了一個經貿上的特定區域,為下一個官方更高層次的政治聯系作出準備。至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開益州郡,治滇池縣 (今晉寧) ,轄二十四縣,嶲唐、不韋兩處已經作為正式縣級政區納入到其中。從而,可以肯定武帝"通博南、渡蘭滄"事應不晚于元封二年。

  至于東漢所開之哀牢、博南,二縣地望、設置并不同于上文之嶲唐、不韋。

  依《后漢書·地理志》云:"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10]《華陽國志》也曰其系:"哀牢縣,故哀牢王邑。"[2]方國瑜先生曾有概括:引萬歷《云南通志》曰:"哀牢縣在永昌府治東",《通志》又言永昌府治東北三十里為不韋縣,同時府治東十五里為哀牢縣,兩縣相距不過十里,不合常理;東漢設哀牢縣于不韋之東十里,則當初為不韋地,然而《后漢書·西南夷傳》曾有曰:"哀牢夷,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此可證哀牢與不韋并非一地。[16]《舊唐書·張柬之傳》云:"前漢唐蒙開夜郎、滇、莋,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季年,始請內附,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7]而西漢已設嶲唐、不韋二縣,故哀牢不應在嶲唐、不韋故地。《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曰:"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嶲唐城。太守王尋奔葉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燒民舍。"[18]類牢的反叛線路是從殺守令---次攻嶲唐---再擾博南,一路自東向西叛殺過來。守令即居于哀牢縣,因此,方國瑜先生才疑哀牢地在今保山潞江以西一帶之地,即騰沖、龍陵、德宏州及以西一帶。[16]

  《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駁斥《永昌府治》"哀牢廢縣是永昌府治"的說法,引"扈栗攻鹿茤"的史實也推斷哀牢地應在潞江以西,即騰沖、龍陵并其附近土司地。任乃強先生贊同此說,并斷言:"自漢武取其地為嶲唐、不韋二縣,驅哀牢于潞江以外,則必更建國邑于騰沖耳。"[2]乾隆《騰越州志》卷一《建制沿革考》曰:"當年哀牢籍其眾戶五萬二千口,五十五萬三千余,僅分二縣 (哀勞、博南) 則知漢時之縣幅員極廣,今騰越及順寧暨諸土司之境,大金江內外至于南海,皆哀牢、博南地。"[4]此說可以旁證方先生之推論。值得注意的是,哀牢、博南為分別兩地,古人著述,尚無標點,"哀牢、博南"書寫相連,易為一處;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魏晉南北時期,中原混亂,多無力顧及西迤,元康末年,永昌又值南夷叛亂,郡治南移永壽 (今鎮康、耿馬、孟定,于普洱境內) [16],"去郡千里,遂與州隔絕" (《南中志》) 而與中原失去了聯系,不再受統治3.故此,后世有永昌郡治東有哀牢山的舛訛 (如萬歷《云南通志》) ,或云哀牢廢縣曾是永昌府治 (《清一統志》《永昌府治》) ,更訛傳誤認為哀牢民族群體發源于永昌郡治之嶲唐 (今保山) 之易羅池 (《白國因由》) .

  依《水經·若水注》曰:"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那么,博南縣應與博南山當連在一起。《南中志》云:"孝武時,通博南山,渡蘭滄水、耆溪,置嶲唐、不韋二縣。"再有《后漢書·西南夷列傳》云:"明年 (建初二年) 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于博南,大破斬之。"[18]萬歷《云南通志》亦云:"永平縣,東漢置博南縣,屬永昌郡,晉因之,后改永平縣。"[24]方國瑜先生由此推斷:溪即為類水 (即后世之枯柯河、今保山河或永昌河) ,"由博南而后至嶲唐、不韋,是知博南在嶲唐、不韋之東也。……博南在嶲唐之東,邪龍之西,今已考訂嶲唐在保山,邪龍在巍山、漾濞,則博南應在今永平。"[16]故此,東漢之博南縣地望應在今滇西永平一帶無疑。

  從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出發,對上述兩漢對嶲唐、不韋、哀牢、博南的經略、設置過程進行梳理,我們才可以繼續運用史料,記述永昌置郡的民族文化發展背景:

  隨著漢王朝對西夷地區經略的不斷深入,東漢王朝借助哀牢王賢栗內附的契機,明確了哀牢與東漢的政治隸屬關系。《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載了"賢栗內附,并被光武封為君長"一事。[18]《華陽國志·南中志》則于扈栗 (即賢栗) "率種人歸義奉貢"后多加了一句"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2],此句至關重要,說明:至此,哀牢在名義上已是東漢的一個藩屬王國。東漢對哀牢國地區建立實質性的政治統治,是在哀牢國地區被劃定為永昌郡之后。由此也可以再次看出兩漢王朝在哀牢境內拉攏、培植漢族移民大姓的重要作用及積極意義。

  《后漢書·顯宗孝明帝紀》載曰:" (永平)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于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18]至此,由漢武帝所置之益州西部都尉已經完成了邊地民族自治政區向正式政區過渡的使命,哀牢地區被正式納入到了東漢的郡縣體制當中來,然而,由于這一地區的民族社會發展依然不平衡,與內地甚至與滇中地區仍然有較大的差距,不同的民族群體文化圈層相互融合尚需時日,所以到了兩晉時,永昌地區的政區又陷入了動蕩和分裂,盡管如此,我們并不能忽視了"永昌置郡"的歷史作用。《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載了"哀牢王柳貌內附"一事。[18]正因為有了先秦以來,圍繞在"蜀身毒道"周邊的民間經濟、文化及宗教往來,才會引起漢王朝對滇西哀牢地區的經略欲圖,也因為有了武帝時對哀牢"經貿特區"的設置,才讓哀牢民眾,甚至身毒之民知道漢之強盛,感嘆"中國其有圣帝乎",由此產生了歸附向心的心理。《華陽國志·南中志》也記載:"孝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哀牢抑狼遣子奉獻。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為太守。"[2]對于《后漢書·西南夷列傳》提到:"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一句,李賢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 (公元67年) ,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再引《續漢志》曰:"六縣謂不韋、嶲唐、比蘇、葉榆、邪龍、云南也。"[18]任乃強先生認為此注釋與常璩說世祖時不合,為誤[2],并認為:"《續漢志》永昌郡八縣,自哀牢、博南外,六縣皆前漢益州舊縣。蓋漢武帝時,已置益州郡西部都尉,領此六縣。光武時,哀牢內附,以為益州西部都尉領之屬國。至明帝,又乃以西部都尉所領六縣與新開哀牢、博南兩縣,合至永昌太守,改都尉為太守也。"[2]

  二、永昌置郡的過程

  西漢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益州置郡,轄二十四縣,其中就有不韋 (今施甸) 、嶲唐 (今保山) .聯系《華陽國志》之"孝武通博南、渡瀾滄,然后置嶲唐、不韋"的記述,不難判斷其事當于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之前。同為《華陽國志》作注的劉琳則認為:"漢武帝通博南、渡蘭滄事《史記》、《漢書》未載,當在元封六年郭昌征昆明之后。"[34]這與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開,轄縣二十四,其中已經包括嶲唐、不韋二縣之史實相左,"通博南、渡蘭滄事"應不晚于元封二年。

  大概是出于民族群體政治的考慮及區域性族屬經濟文化差距的現實影響,西漢朝廷于武帝時就在民族區域廣置都尉,如廣漢郡之北部都尉,治陰平道;犍為郡之南部都尉,治漢陽。漢武帝在開設嶲唐、不韋二縣之后不久,于益州郡西部割置六縣,別置都尉,治嶲唐。不韋 (今施甸) 、嶲唐 (今保山) 、比蘇 (今云龍北部、蘭坪以西一帶) 、葉榆 (今大理西北、洱源東南一帶) 、邪龍 (今巍山、漾濞一帶) 、云南 (今祥云、彌渡一帶) 六縣均位于洱海周邊及洱海以西,與哀牢國相連。其間主要分布著昆明、嶲 (叟) 民族群體,他們與東端的農業民族群體滇人、西端的農業民族群體哀牢分屬不同的民族群體文化圈層,后二者系百越系統支系,而前者系氐羌系統支系,兩個系統民族群體之間的文化屬性及社會發展類型、程度都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如果把上述六縣繼續歸入益州郡,不僅政區內部不能穩定發展,而且,由滇族統治的益州范圍較大,也不利于整個益州刺史西部的穩定發展。所以,需要把由昆民及叟分布的益州郡西部單獨劃出,建立都尉,施行軍事為主、軍政合一的治理。更者,"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蜀身毒道又穿插其間,對于此區域的掌控加強,符合漢武帝朝廷對西域財貨的追求初衷。故此,武帝在益州這個大郡西部開置了西部都尉,治嶲唐,單獨對之行重點管轄,直到東漢初年,條件成熟又升格為 (益州西部) 屬國都尉。《后漢書·地理志》"嶲唐"條劉昭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嶲唐,鎮尉哀勞人、葉榆蠻夷。"[10]雖然,如前文所述,此注對于"置益州西部都尉"的時間有誤,但是后半句"鎮尉哀勞人、葉榆蠻夷",卻明確了都尉的上述目的和性質。

  至東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公元47年) 哀牢賢栗 (即《華陽國志》扈栗) "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附屬于益州西部都尉。此時的西部屬國應該已經包括了哀牢王國之故地---哀牢、博南兩處,只不過,此時的哀牢、博南可能還未具備縣治的條件和設施,尚還處在部落都邑的形態4,因此,光武帝暫且置為兩縣以"羈縻之",兩縣之地的屬國尚屬"小郡屬國",故不另設郡置,而只附屬于相鄰之益州西部都尉。

  《后漢書·西南夷列傳》曰:"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種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18]如此眾多的邑王和人戶,包括了"閩越、濮、鳩僚"等許多的部族,分布在瀾滄江以西"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廣闊區域。如此人口眾多、地域廣袤的轄地再由一個"益州西部都尉"來管轄,就顯得不合適了。于是,漢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哀牢抑狼 (即《后漢書》柳貌) "遣子奉獻",再次表示內附心愿,于是漢明帝才割益州西部都尉六縣合哀牢 (今騰沖、龍陵及德宏一帶) 、博南 (今云南永平縣) 二縣置永昌郡。

  只有如此敘述,武帝"通博南,渡蘭滄,置嶲唐、不韋"一事才能與哀牢國王世系相符。

  《后漢書·西南夷列傳》"九隆"條注引楊終《哀牢傳》云:"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于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 (栗) 代。"[18]扈栗,東漢初王,其第四世王名哀牢,任乃強先生疑其"哀牢王"之名即最先徙邑于哀牢山下者,而作為百越支系的哀牢民族群體以前國邑并不在此,"由于祀哀牢山而得子,故以哀牢名子,其時則已避漢,定居于哀牢山下,不更徙也";自元封二年下至建武二十三年,為156年,任先生疑當是哀牢第三世王建非時,被西漢經略招徠,[2]而第四世哀牢王在漢武大帝"渡蘭滄水以取哀牢地"的威勢力壓下,"哀牢轉衰";又后延至第八代扈栗時,即當東漢初光武在位時," (扈栗) 建武二十三年 (方先生原作二十七年,現更正) 遣使至洛陽求內附,楊終即得哀牢使者所述,其說可信。所載哀牢世系,在扈栗之前有八代 (應為七代) ,以二十五年為一代推之,禁高生于漢景帝之世"[16],那么第四世哀牢約略與漢武暮年相當,距武帝置嶲唐、不韋二縣的時間 (公元前109年) 不遠。

  三、結語

  在兩漢經略西南的視閾中,永昌置郡是一個動態、漸進的過程,漫長且艱難。它啟于漢武、進于光武、成于明帝,只是可能被晚作于《華陽國志》的《后漢書》給簡化了。我們看待東漢設永昌郡不應該回避西漢武帝對此地區的經略開拓歷史。其實,研究永昌郡的設置和發展要用的不僅是跨越兩漢的視角,其設置之初是漸進性促成的結果,而在東漢完成設置以后,南北朝時又經歷了政區存廢的反復。當代有不少學者,在引用永昌置郡的史實時,都偏于只說"永平置郡",而不顧之前漢之經略及緣由,不言其間"西部屬國"與"西部都尉"之過渡,這是不符合民族歷史發展規律的。

  永昌郡除上述嶲唐、不韋、哀牢、南博四縣外,還有比蘇、葉榆、邪龍、云南四縣。其中需要重點關注的還有比蘇縣,《華陽國志·南中志》曰其"有鹽",兩《漢書·地理志》則無注。對于比蘇的地望,方家諸說各異,現從《新纂云南通志》云:" (比蘇) 在云龍州西一百二十里",暫擬其故城為今云龍縣。永昌首任太守鄭純,為官清廉,深諳民族寬松之道,采用清廉薄賦的民族政策,《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曰:"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18],所謂"衣二領,鹽一斛"顯然是象征性的賦稅,而且只限于當地部族"邑豪",而漢廷給予他們的封賞又遠不只如此,于是"夷俗安之".更為重要的是,由上述材料還可知哀牢地區本就產鹽。任乃強先生推斷其產鹽地,主要就在今蘭坪河沿岸地區,正是漢代的比蘇縣境[2].關于比蘇縣之沿革,清人《讀史方輿紀要》卷百十七"大理府云龍州"條云:"唐初,為匡州西境。蒙氏謂之云龍甸,段氏因之。元至元末,立云龍甸軍民府,明初改為云龍州,屬大理府,土知州段氏。萬歷四十八年改流官,又裁五皆提舉司,以鹽課歸州。"[42]又"諾鄧井"條云:"州西北三十五里,鹽井也,置鹽課大使于此,所轄又有石門一井。又大井在州東南三十五里,產鹽,所轄又有山井及天耳井。又師井在州西北百三十里,順蕩井在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俱有鹽課大使,舊屬五井提舉司,萬歷末廢提舉司,改屬州。其井新、舊互異,仍與浪穹境內洛馬鹽課使統為五井云"[42].云南境內自古屬于缺鹽的高原地區,因此,零星分布的幾個井鹽產地,其經濟、民生而至政治、軍事的戰略價值顯得尤為重要,直至明清時,常設鹽課大使統之。可見漢代的連然 (今安寧地區) 鹽井、比蘇 (今云龍、蘭坪一帶) 鹽井、姑復 (今華坪地區) 這些井鹽產地都為漢之西南夷的重要屬縣,井鹽的控制對于管控當地的民族群體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由于兩漢朝廷對永昌地區經營的循序漸進、穩步深入,使得東漢明帝時在永昌地區有了一個較為良好的郡縣設置局面,加之柳貌內附的契機,永昌終于置郡。后由于鄭純都尉此地得當,輕傜薄賦、安邊寧境,終使哀勞地區的"君長感慕"而紛紛請求"內屬".從此,經由這個漢朝最西南偏遠的大郡而來的朝貢遣使絡繹不絕,《后漢書·西南夷列傳》云:"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余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于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彩繒各有差也。"[18]永昌開郡遂成為東漢朝野的一件大事,所謂"俾建永昌,同編億兆"[18],班固《東都賦》曰:"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自此永昌各部族與中原人民成為一體,鞏固和發展了中原王朝的西南邊疆。

  永昌郡的設置,用政權的形式把自先秦時就開始逐漸形成的蜀身毒道往滇西方向大大推進了一步,從此蜀身毒道沿途的大部分區域都控制在了"中華民族"的手中,使得蜀身毒道沿途的各個民族群體,特別是西南夷各民族群體與漢族的交往、融合極大地加強。伴隨著政區設立的是故哀牢國內的哀牢 (濮、百越) 、撣人 (傣族先民) 、尋傳 (景頗先民) 等哀牢民族群體開始加劇與其它民族群體,特別是與漢族的交往、融合,同質或異質的民族群體文化圈層之間隨之開始了涵化,逐漸培植出相互文化之間的認知乃至認同,產生出共同的心理傾向。盡管之后的南北朝時期,永昌郡地區又陷入了政治動蕩和割據,但東漢的永昌設郡無疑為下一個更高層次的政權統一與文化整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民族文化融合的歷史作用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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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華陽國志》云:"身毒國, 蜀之西國, 今永昌徼外是也".身毒國即今印度地區, 蜀身毒道, 即秦漢時, 由巴蜀往來于身毒的商貿通道, 它自先秦民間自然形成。

  2 (1) 方國瑜先生也通過文獻考釋, 支持此觀點。"按:《漢志》'類水西南流至不韋', 則不韋應在嶲唐之西南, 征之地理, 當即今之施甸。施甸平原為富庶之區, 自此而南, 則姚關、小猛統, 亦當為不韋之地。"嶲唐條:"按:是知太守居嶲唐, 其地當在今之保山縣治。……今保山縣西臨潞江, 即嶲唐縣之西界, 而治所當在保山平原也。"見于《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 北京:中華書局, 2012年, 第97~98頁。

  3 (1) 《南齊·地理志》雖然還有永昌條目, 但已注曰:"有名無民, 曰空荒不立。"

  4 (1) 對于漢代都尉屬國郡縣的設施條件可以參考《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載曰:"上罷西夷, 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稍令犍為自葆就。"顏師古注曰:"令其保守, 且修成其郡縣。" (見于《漢書》, 中華書局, 2011年, 第3840頁) 可見, 有些邊遠民族地區的都尉屬國縣城, 被納入郡縣制度初期, 極可能還只是部族聚邑的形態。

作者單位:云南警官學院基礎課程教學研究部 太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原文出處:李宇舟,郝雪.東漢永昌置郡的人文地理辨釋[J].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19,38(04):104-110.
相關標簽:人文地理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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