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畢業論文 > 大學論文

徐福成功東渡日本的人文地理條件分析

來源:大陸橋視野 作者:劉鳳桂,張家超
發布于:2021-03-26 共6610字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徐福東渡日本并獲得成功!這一事件首次為有文字的歷史文獻--《史記》記載,可謂彪炳史冊。最重要的是徐福東渡提前拉開了陸、海絲綢之路的序幕,為中國與海外聯系開辟了以連云港為中心坐標的北向航線。

  一、連云港地區與韓、日的最早海上交流

  早在新石器晚期的東夷少昊時代,中國大陸與海外世界聯系的主要是山東半島、蘇北沿海連云港地區和遼東半島,這一帶雖與韓、日在地理上隔海相望,但存在一條海路,即"從山東瑯琊啟航,北繞山東半島成山頭到達登州蓬萊,再經由廟島群島北渡渤海海峽至遼東半島而前往朝鮮、日本".[1]日本著名學者木宮泰彥根據考古學和日本神話的研究,指出早在遠古時代,海流使"日本同朝鮮之間,不但顯然有了航路,往來相當頻繁,而且中國的文化也遠遠經由這條航線傳到了日本,其中之一就是從古時候的辰韓到達日本的山陰、北陸地區的一條航線,也可以稱之為日本海環流路".[2]通過這一近海航路,中國大陸先民給韓、日帶去了先進的稻作文化。

徐福東渡

  日本稻作文化出現在繩紋文化晚期,彌生時代以及這一時期環壕聚落的發生,一般被認為是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紀,由源自大陸的"渡來人"把稻作栽培等技術和文化因素引入日本列島所導致的。中國黃淮東部地區和山東半島一帶與日本北九州的稻作農業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連云港藤花落岳石文化環壕聚落遺跡的考古學年代下限為距今約3500年,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晚的環壕遺存。岳石文化遺存中灰坑(H81)發現了碳化粳稻稻粒,這就拉近了稻作農業由中國東部沿海傳入日本彌生時代(公元前4-公元前3世紀)的距離。中國黃淮東部地區和山東半島一帶與日本北九州的稻作農業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以藤花落為代表的黃淮東部古代文化對東鄰日本產生過深刻影響。[3]

  到了商周時代,"箕子朝鮮"的歷史定論,更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大陸與韓、日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其時,中國大陸生產的陶器、青銅器以及墓葬形制等,在風格和技藝方面,對韓、日具有不可否定的影響。[4]箕子去韓,完全沿襲了新石器時代的近海航路。即從古登州出海北上,經渤海灣的廟島群島到遼東,再東折在朝鮮半島西岸登陸。

  二、徐福東渡的人文地理條件

  多少年來,在研究徐福東渡問題上,我們用過多的筆墨去不厭其煩地考證徐福東渡的所謂"出海地""出海港"的遺址位置,然而,由于缺少秦漢考古資料的佐證和支持,收效甚微,因而顯得蒼白和乏力。今天,我們不妨換一種視野,即著眼于從一個較大的地域范圍的人文地理背景來考察徐福東渡,那么,從今連云港云臺山到山東日照嵐山頭(明清屬海州贛榆縣),這一片海域近海海岸應該是徐福東渡可以選擇的出發地。

  (一)春秋戰國之際東部沿海地帶是吳、越人的領地

  春秋戰國之際,我國東部就存在著沿海航線。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記載,"海道出師已作俑于春秋時,并不自唐起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5]齊吳越三國通過"舟師"戰伐,將這條海路開辟出來,形成了由浙江半島到山東半島的航路。[6]在越北上瑯琊之前,吳國曾北上爭霸而伐齊。《左傳·哀公十年(前485)》:"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吳國主要是依靠"舟師"從海上攻伐齊國的。吳國千里勞師從海路進攻齊國,可見其海航技術和對海上天氣變化、季節風向、海上嶕島分布、近岸給養等掌握是非常熟悉的。

  實際上吳的勢力北上還更早一些,起始要從春秋時吳季子北上聘魯說起。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他奉吳王諸樊之命來到魯國,對魯國保存的西周禮樂文明感嘆不已,盛贊有加。接著又先后出使齊、鄭、衛、晉等國,此可看作是吳地文化北上與齊魯及中原文化接觸的最早信號。公元前512年,吳王派孫武、伍子胥興師罰罪滅了鐘吾國,使之并入吳國。鐘吾國在今新沂東、沭陽西南一帶。這一訊息透析出吳國勢力臨近乃至最后占領連云港地區的開始。吳王夫差欲稱霸中原,掘邗溝,達淮泗,通齊魯,"北屬沂,西屬齊"(《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傳》),沂、沭河是發源于莒境內的兩大水系,連接淮、泗兩水,故善習水戰的吳將其作為北上攻齊的重要水上通道。吳北上至連云港云臺山地區,以之作伐齊的戰略要地,故而對連云港地區的人文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今云臺山中云鄉華蓋山坡地,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曾發掘四十多座春秋時期吳文化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具有吳文化風格的青銅器,有鼎、盆、匜、豆等,另有農具青銅斧和斧的鑄范,是吳族移民在云臺山一帶定居開發農業的重要地下物證。[7]至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吳在連云港地區經營40年。吳通過北上與齊、魯、鄭、陳、蔡、宋、衛、晉、楚等國或戰或盟。越滅吳后即北渡淮河,沿著吳曾經的路徑揮師北上,到來齊魯的家門口。"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成為一時霸主。又據《吳越春秋·勾踐滅吳外傳》,越國在此"歷八王稱霸二百四十年,眾親皆失".瑯琊在今山東膠南市西南夏河城一帶,"越都瑯琊"使得連云港地區海域全部包括在越的勢力范圍之內。[8]越國滅吳國后,繼續與中原諸國爭霸。《吳越春秋·勾踐滅吳外傳》記載:"越王既已誅忠臣,霸于關東,徙瑯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記載了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越王勾踐把國都遷往瑯邪,筑起觀臺,即史載的"瑯邪臺",周長七里,憑此來觀望東海。[9]這處"瑯邪臺"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明確標定在今山東膠南市南的臨海處。[10]

  由此可見,春秋戰國之際,從今連云港北至山東膠南近海區域,先是吳,后是越的領地,吳、越兩國先后在這一區域與齊國相鄰近二百八十年。因為爭伐的需要,越向這一地區不斷移民,所謂"歷二百四十年,眾親皆失",乃是越族移民與原住民長期和諧融合、族際通婚的結果,也是越文化與齊魯文化不斷交融的結果,更是從今江南的浙江杭州灣,經由蘇北的海州灣北至山東膠州灣近海海路貫通的結果。

  (二)楚勢力北上淮泗與東楚文化的形成

  戰國晚期,楚國在西部地區與秦爭霸漸處劣勢,進而轉向東方。公元前261-公元前256年先后伐魯取徐州,滅邳、小邾、費、莒,最終滅魯,疆土開拓至泗上。楚國疆域最廣時,東臨大海,西抵巴蜀,南近兩廣,北及陜南。隨著楚對周邊及控制地區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力不斷增強,楚文化對占領區的本土文化產生重要影響。連云港地區盡管地處東方,但由于楚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從戰國晚期起逐漸成為主流文化,并對后世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據王獻唐《山東古國考》,莒國于公元前431年(楚簡王元年)滅于楚,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楚又滅魯,后又滅越,"并越于瑯琊"[11]從此楚代替越居"泗上淮北"及以東大片地域。由此可見,楚、越移民在今蘇北和魯東南沿海一帶相鄰近200余年,與本地區原住民族和平雜處。前述所謂"眾親皆失",實際上也是吳、越、楚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交融,逐步形成東楚文化的過程。從連云港地區出土文物看,錦屏山南麓的二澗出土過楚國蟻鼻錢,而大村、九龍口、土船頂、焦莊等處則散見越國幾何印文硬陶片,可見吳、越、楚文化在連云港地區有一個長期共融演進的過程。經楚滅魯"并越于瑯琊",到戰國晚期,楚文化已完全浸潤本地區。孔望山南麓發掘過上規格的楚式貴族墓葬[12]與朝陽戰國晚期楚式墓出土的以鼎、豆、盒、盆組合的禮器和鼎、罐等組合的陶器實用器基本一致[13];錦屏山九龍口出土的戰國編鐘(現藏南京博物院)以及墟溝北固山戰國墓出土的楚國晚期墓中的青銅矛、戈、劍等,以及錦屏山陶灣村發現的3件(其中一件帶銘文)楚戈(現藏連云港市博物館),看得出本地區已完全歸入楚文化的版圖。連云港市西漢早期墓葬,從葬式到隨葬器物的制作風格等都承襲楚文化的傳統,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14]

  (三)楚、齊、越文化的匯聚和交融成熟了神仙方術思想

  連云港在戰國時代文化屬東楚文化范疇。東楚文化有著怎樣的內涵?《史記·貨殖列傳》曰:"越楚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孰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寙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于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關于東楚的地理范圍,《史記·貨值列傳》云:"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所謂"東楚",其范圍涵蓋了漢東海郡、吳郡及廣陵郡的兩淮地區,朐屬東楚。地理位置在淮泗與楚越之間,作為一種過渡帶文化,兼有淮泗與楚越的文化品性,同時,又是齊魯文化的邊緣地區,也具有齊魯文化的因子。

  戰國初年,楚國勢力北上淮河以北,直達汶、泗、沂、沭,(以公元前431年楚元王滅莒為標志)楚國的巫文化與齊、燕的神仙文化交匯,環渤海灣和齊東近海一帶的方術文化得以崛起。

  楚地有著濃厚的巫文化傳統,那里的風俗信巫鬼,重淫祀。"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屈原的《九歌》就是楚國巫風祭祀的歌舞辭。濃烈的巫風使得楚人對于神靈頂禮膜拜的虔誠情感得到極大的張揚。《楚辭》中彌漫著濃烈的非理性的浪漫情懷。這種帶有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風與中原的理性主義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別。當春秋戰國之際,中原地區已進入"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時代,生活在楚地的人們還在對著他們篤信的自然神祗虔誠地祈禱。當孔子將"黃帝四面"和"夔一足"做出極為巧妙的解釋時(見《論語》),中原地區的神話文化或者原始宗教文化時代就已接近尾聲,而楚地的這種原始的宗教傳統和神話傳統卻繼續存在了幾千年,直至秦漢。

  楚并越于瑯琊后,楚文化的巫鳳飄蕩而至,它與齊地的神仙方術之風可謂一觸即合,甚至可以說沒有楚文化的融入,就沒有秦漢時期的方術文化。

  據《戰國策·楚策》記載,楚有獻不死之藥于楚荊王者。吳師道《戰國策校注補證》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齊然也。"[15]"天下三分,楚占其二".楚域包括的吳越舊土,稱"楚越",本來就是鬼神信仰濃厚的地區,經楚滅魯"并越于瑯琊"歷二百余年而融入東楚文化之中。楚國巫文化與戰國以來齊地分掌四時、陰、陽、日、月、天、地、兵的神主,即分別位處瑯琊、三山、芝罘、成山等山東半島東部沿海地區的"齊地八神"信仰崇拜高度融合,形成了戰國晚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引風而去"(《史記·封禪書》)的海上"三神山"的民間信仰,是連云港地區東楚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為戰國秦漢之際方士的興起和徐福東渡準備了思想文化上的條件。

  三、秦始皇修馳道提供了陸路交通的便利

  西漢武帝時,有一個叫伍被的人與淮南王劉安談到徐福東渡一事,《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道:"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求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而照天。于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以五谷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應該說是對徐福東渡的歷史性總結。它概括了徐福東渡的三次歷程,而以最后一次"止王不來"畫上句號。所謂"止王不來",似可解讀為:止,王,不來。就是說徐福在平原廣澤停了下來,然后稱王,不再回到祖國。至于"平原廣澤"在今日本的何地何處,論者見仁見智,本文不去援引。但徐福能夠"止王不來",除了他巨大勇氣,如沒有充分的物質準備是不可能成此大業的。

  首先,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這就解決了徐福在平原廣澤立國稱王的人力資源問題。用三千男女來從事農業、手工業和其他事業,并且這三千男女婚媾,將繁衍出一代又一代作為勞動力資源;"資以五谷種種百工",五谷,即開發農業所需要的糧食和種子。種種百工,即多種行業的"工匠".這樣,秦始皇幾乎滿足了徐福可以"止王不來"的主要條件。

  其次是秦始皇修馳道,客觀上為徐福東渡匯集人員和物資的陸路交通運輸提供了便利。三千男女不僅在數量上要均衡對稱,即各占一半,而且其體質、容貌上要具有娛神、媚神的標準,這就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挑選--如河北千僮縣就是選人的一處--并將挑選好的人用車輛運送至出海港;五谷要從許多地區調集,百工亦然。徐福東渡是秦始皇旨意下的一種可以辦大事的國家行為,需要有好的交通道路來提供保障,馳道和官道就承擔了這一重責。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第二年開始修筑"馳道",以供巡狩天下之用。以咸陽為中心,由咸陽出函谷關沿黃河經山東定陶、臨淄至成三頭的東方大道;由咸陽至甘肅臨洮的西部大道;由咸陽經陜西武關、河南南陽至湖北江陵的秦楚大道;咸陽到巴蜀等地的陜川大道。另外還有江南新道,南通蜀廣、西南達廣西桂林;北方大道,由九原(今包頭)大致沿長城東行至河北碣石,以及與之相連的從云陽(今陜西淳化)至九原的長達900余公里的直道,等等。另外,郡縣之間、郡縣與中央之間也有官道與馳道相接。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從今洛陽經徐州達古朐縣(今連云港)的古官道,它是今天的隴海鐵路的前身。自漢武帝派張騫打通西域,古絲綢之路開通,這條古官道愈加重要起來。我國著名的化學史家張志高先生在《中國化學史稿》中就說到:"隴海鐵路穿過的地區是我國古文化帶,更早則是東西間的古驛道",正是指此。交通貿易的主體是人,是行走在大漠荒原、天山南北的商人和旅行家、探險家。在絲綢之路的貿易交流中自然就有人文的交流。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外商貿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之路。史料證實,西域人來到中原并沒有在長安止步,而是沿著秦漢古驛道來到洛陽并繼續東行,達徐州-連云港。我市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就記載有"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來到西漢東海郡的文字。古烏孫國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烏孫公主來西漢東海郡,行走的是新疆天山南道接甘肅敦煌、張掖至咸陽-西安-洛陽-徐州-連云港的古官道,它是古絲綢之路的前身。

  四、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徐福東渡成功,固然與當時瑯琊沿海一帶的神仙方術的彌漫促成了秦始皇派徐福東渡求不死之藥有關,但自春秋戰國以來因吳、越、齊海上攻伐,開辟近海海路;吳、越、楚族先民先后移民本地區,最后形成東楚文化區則是重要的人文地理條件。秦始皇修馳道,建直道,客觀上為徐福東渡提供了東渡人員及其物資運輸條件。徐福東渡的成功,由此而成為西漢以后絲綢之路的預演版,距今2000多年前,今之連云港無疑具備了海陸絲綢之路交匯點的資格。

  參考文獻

  [1] 孫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頁。

  [2](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頁。

  [3]南京博物院,連云港市博物館。藤花落--連云港市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頁。

  [4] 李洪甫。少昊文化--殷商文化對朝鮮歷史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浙江大學韓國學論叢,1997年版。

  [5]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卷八《春秋時海道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966、967頁。

  [6] 孫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版,第93頁。

  [7] 劉鳳桂,項劍云。兩次墓葬的考古發掘過程。連云港市政協、連云港市文化廣播新聞出版局編。考證。2016年內部發行版,第127頁。

  [8]蒙文通。越史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頁。

  [9]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卷二。越徙瑯邪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28頁。

  [10]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頁。

  [11]王獻唐。山東古國考。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版。

  [12]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連云港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連云港市博物館編著。連云港孔望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13]南京博物院,連云港市博物館。江蘇連云港朝陽遺址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04年第2期,第47頁。

  [14] 賈慶華。淺析連云港西漢出土文物的楚文化特色。連云港人文(內刊),2010年第1期。

  [15] 繆文遠。國策新校注。成都:巴蜀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頁。

作者單位:連云港市胊海書院 連云港職業技術學院
原文出處:劉鳳桂,張家超.論徐福東渡的人文地理條件[J].大陸橋視野,2019(11):107-111.
相關標簽:人文地理學論文
  • 報警平臺
  • 網絡監察
  • 備案信息
  • 舉報中心
  • 傳播文明
  • 誠信網站
学生的妈ma中韩双字免费观看